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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单边主义外交历史传统与中朝外交思维差异

今天,金正恩要与特朗普会面的消息一出,国内哗然,纷纷为朝鲜背弃中国利益采取“单边行动”感到震惊。不过这也一贯符合朝鲜的逻辑,1994年和2000年朝鲜都有绕开中国单独与美国试图媾和的行动,只不过第一次因为金日成突然去世而作罢,而第二次系朝鲜二号人物赵明禄访美,并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朝美联合声明》,这是朝鲜试图打破对中国的安全依赖,而直接从美国那里得到安全许诺的重要尝试。如果进一步了解历史上朝鲜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叛服无常,及其一贯背离与中国同盟关系的“单边主义”传统,那么我们就更清楚朝鲜民族的性格和它的外交策略。

(一)

中国不仅现代中朝关系存在严重误读,对历史上的中朝关系也存在极大认知误区。中国在中朝关系历史的建构上,刻意描绘与中国“藩属关系”中的一面,刻意强调两国作为儒教国家的“意识形态”一致性,而忽略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双边关系不和谐的部分,尤其是利益攸关问题上朝鲜对中国的背离。这种历史建构的误区,往往导致决策者和民众对中朝关系现实的误判。若如实还原一千多年来的中朝关系,朝鲜显然是一个摇摆不定的藩属,在东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平衡中,一直在精心打着小算盘。

中朝的藩属关系始于北宋初年。由于史书只强调962年高丽王朝向宋朝上表称臣事,大家往往以为宋朝与高丽一直保持宗藩关系。其实,这种关系只维持了31年,到993年,高丽就转而以君臣礼事辽,并断绝与北宋的官方往来。到11世纪后期,辽的国力衰微不振,精明的高丽又开始尝试同宋朝恢复官方往来,一再对宋宣称“乐慕华风,虽在海外,心系王室”,大打“意识形态”牌,不过,高丽终究不是想和宋朝真正恢复关系,只不过是想获得贸易赏赐罢了。因此,宋神宗、宋徽宗都要求对高丽恢复“行册礼”,均被高丽所拒绝。到1120年后,辽亡已成为定局,宋朝更积极恢复宗藩关系,但高丽处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始终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及时放下身段,向女真建立的金王朝称臣,直至金灭亡。这就是宋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真相。

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建立也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充满了波折。随着中原王朝政权鼎革,原本臣服于蒙元政权的高丽王朝于洪武二年(1369年)向明遣使称臣。但是1372年明朝北伐元室遭遇惨败,徐达率领的十五万大军几乎覆灭,东北亚的局势一下子又不明朗起来。高丽又杀害了明朝使臣蔡斌父子,更于1378年断绝与明朝宗藩关系,恢复与蒙元的君臣之礼,改用北元的“宣光”年号。直到明朝于1385年逐渐剪灭元在中国东北的残余势力,高丽才踏踏实实臣服明朝。

取代高丽的朝鲜李氏王朝与明朝保持宗藩关系二百余年。明朝不仅及时承认李朝合法性,帮助其确立国内统治地位,在“壬辰倭乱”中,万历帝更是不惜一切代价驰援朝鲜,挽救了李朝统治。李朝自称明朝是“父母之邦”,对他们有“再造之恩”。然而,万历援朝的事情仅仅过去不到20年,面对新崛起的女真政权,朝鲜国王光海君再一次放弃竭事宗主的“春秋之义”,回归到“两端”观望的老路上。1619年萨尔浒之战前,应明朝一再邀请和逼迫,朝鲜才勉强出兵,不过出兵前,光海君即授命主帅姜弘立:“但当陈兵扬武,做虎豹在山之势,相机而动”,“使虏勿为移兵先击之”(《李朝光海君日记》十四年闰四月癸酉、五月丙子),主帅姜弘立亦见明军稍有不支就率全部投降女真。皇太极继位后,两次进攻朝鲜,朝鲜不做认真抵抗就投降后金(清),在1636年的断绝与明朝关系,助清攻明。这就说明朝鲜对宗藩关系委实一贯报以机会主义的心态:重文轻武,不修军事,全赖宗藩关系保护自身安全,而旧宗主一旦不能保全它的时候,便会寻找新的靠山。

在近代东北亚秩序再次出现挑战者的时候,朝鲜又祭出务实的“两端”政策。美、日、英、俄诸列强在1870年代纷纷扣击朝鲜国门。面对危局,朝鲜政府一面利用宗藩关系,请求清朝行使宗主保护之责,为其分担国际压力;而另一面却又私下与诸列强暗通款曲。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䜣在帮朝鲜处理“辛未洋扰”事件时,对朝鲜这种两面手法有深刻体会。他说朝鲜“借属国二字,请中国力制美国,以资庇护。况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言外之意,朝鲜一面借中国压美国,一面却私通美国,谋取利益最大化。至于甲午战争中,朝鲜执政者大院君与日本签订条约,宣布废除与清朝宗藩关系,拒绝本是前来挽救朝鲜政权的清军,致使清军处于孤立无援困境,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了。

(二)

无论是中国人对中朝关系史的误读,还是对当代中朝关系的误判,导致这些错误认知的其根源是什么呢?主要是两方面。第一都是中国人“天朝上国”的优越感,甚至是虚荣导致的幻觉,想当然认为朝鲜既然作为藩属,就应该是服帖而没有自己利益追求的附属。在“天朝上国”和“中华中心”意识作祟下,往往总是相信官方往来中华丽、恭顺的词表,而不愿意看到朝鲜作为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与中国冲突、离心一面的事实。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就是高估“意识形态”一致性所起的作用。由于紧密的地缘关系,中朝两国在近两千年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一致的。在古代,中国和朝鲜是都是“儒家社会”和农耕文明,面对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二者显然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二战以后,中朝又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二者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意识形态”也是一致的。人们潜意识认为意识形态相同,自然国家利益就应该一致。然而,实际情况是朝鲜虽然一直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同盟,但是不会成为中国所期待的军事政治盟,意识形态一致,并不意味国家利益一致。朝鲜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一次发挥想象中的夹击游牧社会的右臂,或对抗资本主义的尖刀兵的作用。

如果说中国处理中朝关系主要考虑的是“意识形态”和东亚霸主的“尊严”,而朝鲜作为小国,它外交的唯一目的就是在东北亚列强之间生存下来,没有中国外交中那么多的非理性考虑和目的。因此,朝鲜处理中朝关系的一个根本准则是利用好中国,打好中国牌,来保护好自己。当中国是东亚唯一的霸主的时候,它会服服帖帖、拱手称臣,而当新的力量取代中国的时候,朝鲜又会果断地与中国进行政治切割。

因此,历史上朝鲜为了尽可能保护自己,惯于在国际事务中绑架中国,将中国卷入危机。如16世纪下半叶,朝鲜在“对马岛称贡”事件与日本产生纠纷后,自恃有明朝支持,扩大事端,终于酿成日本大规模入侵的“壬辰之祸”,又将明朝拖入战争。19世纪末期,朝鲜面对日本的侵略,不断将清朝往深处卷入,终于导致“甲午战争”。二战以后的朝鲜战争和今日朝核危机,亦无不是朝鲜这种外交战略下的产物。千年东亚复杂文明和种族冲突中,强大的中原王朝都两亡其国,反而弱小的朝鲜绝大多数时间里保持自主,这不能不说是利益主义外交创造的奇迹。

(三)

中国对中朝关系的误判,以及中朝两国迥异的战略出发点,注定了中国几百年来在处理中朝关系上永远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如万历援朝期间(1592-1599年),明政府直接支付军费就至少800万余两,这相当于明朝中央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为了筹集饷银,明朝不得不卖官鬻爵、增派赋税,战争加速了明朝财政系统的崩溃。目睹这场战争的大史学家谈迁说:“越国救邻,自昔所难, 况海外乎?东征之役,苍皇七载,民力殚竭”,显然是为明政府自不量力、代价极大的盲动感到愤慨。万历援朝亦造成辽东战时边防空虚,又因为援朝战争辽东兵丁和战马损失最多,明朝已经失去羁縻女真族的能力,女真族趁机坐大,可以说万历援朝是明亡清兴的关键契机。 清末甲午战争也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清政府陆海军精锐耗尽,支付两亿三千万两赔款,不仅国力极大耗费,清王朝的合法性大大受到质疑,自此,民众反清事燎原而起,不到十七年清朝就灭亡。从民族命运上讲,中国丧失台湾、澎湖列岛长达五十年,华北、东北门户洞开,此后,接踵而至的八国联军侵华、“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乃至今天的“台独”皆是源于此。下一个历史周期的终结,是否因也是因为朝鲜而起?中国复兴的顺途是否会因为朝鲜而打断?这是今天人们最值得警惕的。

总之,历史上的中国在中朝关系历史上往往是一个一厢情愿而又虚荣的慷慨施舍者,而朝鲜则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朝在外交上表现的差异,反映了两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的不同,也昭示着现代中朝关系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过去的模式。制定外交政策当然要考虑意识形态,但是更应该看对象国的民族性格和外交历史传统,这些深入骨髓的文化性的东西对一国外交政策更具有基础性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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