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春节后误打误撞进了一家古玩市场,无意中发现一些名人信件,执笔者都是钱钟书、严济慈或唐弢这样的泰斗大师。接着翻下去,竟然看到胡耀邦同志夫人李昭在1988年写给湖北省委理论刊物《学习月刊》杂志的一封信,顿觉不可思议。忐忑地向店主询价,店主报价8800元,大谈胡耀邦同志多么人格多么伟大,李昭是胡耀邦夫人云云,我佯装不了解耀邦,一再砍价,终于以3000元成交。谁知不到一周之后,李昭同志病逝,这封信从故纸堆里重见天日、重回故里,也算冥冥中的天意。兹将原文整理出来,以示对李昭同志的怀念。
 
这封信的邮戳显示它是1988年11月24日寄出的,从信的内容可以推测其大概背景:1988年前后《学习月刊》向耀邦约稿,耀邦此时已经辞职,除了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外出调研外,并无其他工作,不便为刊物提供稿件。耀邦于1988年11月11日南下去长沙休养前,特意嘱托李昭为《学习月刊》回信。胡耀邦在四个多月后就突发心脏病去世,这封信或许是他委托李昭写的最后几封信件之一,因此,别有特殊意义。李昭同志回信原文如下:
 
鸿蔚同志:
        你充满激情和期待的来信,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由于多种考虑回迟了。希望得到你的谅解,今天总算决心写了这个迟到的信。请阅。
       你们的《学习月刊》及附语寄来后,我觉得应该回信。但我又想到你看到的是一封不能满意的回信,就太扫兴了,还不如不写!但我还是琢磨了很长时间,又想不管回信的后果是高兴还是扫兴,总应有个回音。既可说明近况,也可取得谅解。
       你们的刊物,我们认为办地不错,对年青人将会更有吸引力和教育作用。关于你选择的约稿对象(指耀邦同志—引者注),我首先感谢你的好意,同时我也希望你可以理解他写作的困难,耀邦同志回京前也嘱我回信,向你们问候,并祝《学习月刊》将发挥越来越好的作用。
        顺祝
        诸事如意
        李昭  11月22日   
 
 
李昭的回信言辞充满谦逊和真诚,处处顾及他人感受,为他人着想。虽然是为耀邦代笔,用的却是她当时所在的北京服装协会的信笺和信封,并且是用平邮寄出的,更看出她行事的朴实无华。在此,还有必要说明一下的是,《学习月刊》于1986年创刊,虽然是省委的刊物,但是思想活跃,讨论自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运动得失,尤其是积极反思苏联模式的教训,并且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聚集了周济、刘明康、何新等当时青年界的风云人物做撰稿人。因此,李昭在回信中充满对这个刊物的赞赏。
 
后来,我联系上了收信人程鸿蔚先生,现在他已经辞职下海,成为一名成功的地产广告商,先后在万科和世联地产担任高管。而写这封信时,他尚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在《学习月刊》负责一个“回忆与反思”的栏目。据他的回忆,这个栏目曾经得到一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稿件,这激发起他向发起和领导这场讨论的胡耀邦同志约稿的欲望。虽然,最终耀邦同志不便供稿,但是李昭的回信着实让编辑程鸿蔚和编辑部的同事高兴了好一阵子,他们觉得这么大的人物给一个省里刊物回信的确太让人感到意外了。后来,这封信被湖北省委要去存档,不想到后来单位清理档案,竟然流落书报市场。
(李昭晚年在家中亲切会见客人)
 
胡耀邦和李昭对一位年轻人的来信如此重视,反映出他们虽然身居党和国家高位,但是没有自我封闭起来做领导,他们的心是向普通干部、群众敞开的,真正做到了尊重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由此我又联想到三件事情:
 
第一,胡耀邦在担任中组部长时,他的家什么人都可以进,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党员来反映问题他都接待;中组部办公楼也是对党员开放的,他说要办成一个“党员之家”,只要有过来反映问题就应该热情招待,而不是把党员干部拒之门外。他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六年多时间里,亲自批示了2000多封群众来信,这些信件大多数是反映党政机关官僚主义、不作为的问题,如此密集而又直接面对民间的呼声,这在我党历史上少有的。
 
第二,李昭同志在耀邦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后,还坚持步行到东单三条的单位办公楼上下班,不少人在她上班路上或者到所在的北京纺织局反映冤情、民情,只要是合理请求她都会转达(但是亲戚找工作和老家湖南领导过来“跑项目”她不转达),以至于北京纺织局被成为“中央第二信访站”。
 
第三,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坚持不住进中南海,总书记的“官邸”开在北长街的胡同里,为的是不脱离群众,能够让老百姓都能直接找他反映问题。前几天李昭去世,还有那么多老街坊去来吊唁她,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办的领导也说她为社区邻里树立了楷模,胡耀邦和李昭在工作岗位上是领导,回到家中则是普通居民。
 
八十年代的中南海直通基层,民有所请,上有所应,这是多么温馨的历史记忆!
 
  • 本文完成于2017年4月20日

话题:



0

推荐

王明远

王明远

25篇文章 13分钟前更新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