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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的痛与思

在莫斯科参观了古拉格纪念馆。古拉格纪念馆位于市中心的一座四层红砖楼房,由俄联邦和莫斯科市政府赞助建成,用实物和档案还原苏联时代古拉格的本来面目。古拉格是劳改营和定居点管理局简称GULAG的音译,初期属于国家保卫局,后来划拨到内务部,它是斯大林时代的最重要国家机器之一,也是今天西方世界描述苏联历史最常用的的符号标签之一。

古拉格在苏联前期历史多重要呢?美国作家Anne Applebaum在她获得普利策奖的著作Gulag:A History 中统计道,在1929至1953年间,1800万苏联公民在古拉格劳改营里待过,而把各种数字加在一起,苏联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2870万人;其中,劳改中因饥饿、疾病和被经常随意处置而死亡的人数为近275万人。二战前后,苏联人口在1.6亿至1.8亿之间,这就是说整个国家至少七分之一的人口曾经在古拉格或者类似机构遭到羁押过。斯大林时代,全国上下建立起几千座劳改营,规模大的人口多达近十万,这些劳改营是各方面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已经成为是苏联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拉格劳改营分布图,大量的劳改营被建设在西伯利亚极端寒冷地带和中亚沙漠中。来源:Wikipedia网站Gulag条目。)

众所周知,帝俄时代沙皇统治以残暴著称,然而,古拉格纪念馆里的资料显示革命前俄国监狱关押的囚犯不过3万人。而革命胜利后,到1920年前后监狱关押的政治犯人数已经达到10多万。随着斯大林政策越来越“左”,背离了社会主义所诉求的“公平”、“人道”、“正义”和“民主”,激起的国内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此时的斯大林不是想着如何反思错误、改善党的领导,缓和党与人民的关系,反而用反人民的一套,对稍有不满的干部、群众就进行镇压,“清洗”和送进古拉格劳改成为他“消除”社会矛盾的两个基本手段。到1939年,古拉格收容的“人民公敌”已经多达167万。1945年,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本应该安抚忠诚爱国,并为战争付出极大牺牲的善良国民,他却继续用怀疑的眼光审查国民,发现更多的社会主义的“敌人”,二战后被送入劳改营的人又多达600多万,古拉格规模达到顶峰。到斯大林去世那年,在古拉格劳动的囚犯有近250万左右,以各种名义被流放监禁的犹太人、鞑靼人、卡尔梅克人、朝鲜人等还有数百万。综合以上合计起来在监人数是沙俄时代的一百倍以上。

古拉格的大门不仅向“人民公敌”敞开,也向向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各国共产党人敞开。他们虽然无条件地、发自肺腑地热爱苏联,但是他们的忠诚并么有让他们得到斯大林的信任。大清洗中,共产国际执委会394人中,有223人被枪决或送进劳改营。躲避希特勒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逃到苏联,并没有摆脱厄运,流亡高层领导68人中有41人死于镇压或劳改。Anne Applebaum写道,斯大林杀害的德共政治局委员要比纳粹要多得多,这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此外,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政府12名人民委员,他们没有死于本国资产阶级镇压,而在大清洗中无一幸免,其中包括著名的无产阶级领袖库恩·贝拉。被处决的还有南共总书记戈尔基奇、波兰共产党总书记达斯基等。1937年-1939年,大概有生活在苏联的5000名波兰共产党人、800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被枪决。幸而,早在1937年,在苏联的多数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基本都已回国参加抗战,才逃过一劫,否则不堪设想,不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李立三仍然被指控为日本特务,罪名是妄图“刺杀斯大林”,在监狱关押21个月,受尽酷刑。著名的俄语翻译家师哲,大清洗时期正在苏联,他的任务就是为内务部审查在远东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侨民,凡是有嫌疑的即被枪毙或送进古拉格劳改营。

(死于苏联大清洗的匈牙利共产党人领袖库恩·贝拉,图为1919年他在匈牙利革命中发表演讲。)

就像对纳粹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记载的那样,在古拉格纪念馆的展览中可以看到,既然是劳动改造,却不给发任何劳动工具,更不用提生活工具,却规定囚犯要完成要求的工作量。囚犯只有自己制作劳动工具。囚犯生活空间也是极为狭小,纪念馆展示圣彼得堡某集中营的一间十平米左右的牢房,沙皇时代关押1名囚犯,而30年代时代最多时候关押25名囚犯,囚犯们都不能躺下休息。而整个古拉格系统,囚犯人均居住面积仅1.2平米,恐怕比《辛德勒名单》上的那些犹太人住所宽敞不了多少。囚犯的生命安全亦难以得到保障,可能随时要遭受提审或枪决,比如沃尔库塔劳改营在1938年初冬即有,一次被处决的囚犯就有1000多人,他们被40个小分队带走分别执行,罪名是“托洛茨基分子”。而在最早劳改营之一的索洛维茨基劳改营,一次就有50名囚犯因为被指控企图越狱而遭射杀。

(劳改营人员进入的时候往往连餐具都没有,他们用罐头盒子和铝片等制作了简单的餐具。)

古拉格系统最为悲惨的是那些在西伯利亚、北极圈内和中亚沙漠的劳改营。以东西伯利亚的科雷马劳改营为例,1932年建成后,第一年来到科雷马的16000名囚犯中,实际上只有9928人活着到达北冰洋沿岸的马加丹港,其余6000多人死于在寒风中被冻死或卷走。科雷马是世界的寒极,冬季经常零下60度以下,犯人们却连正常的御寒衣服都没有,只发给犯人破衣烂衫。在科雷马金矿,虽然法定劳动时间是10个小时,但是通常达到14小时以上,每天的食品供应却只有400克干粮,只有病号才可以享受700克的待遇。一个面色红润健康的囚犯往往劳动二三十天就已经虚弱不堪。(《让历史来审判》,577-578页)科雷马还有俄罗斯最大的铀矿,犯人们长期在辐射中劳动。据估算,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科雷马劳改营死亡的囚犯在15万到50万之间(维基百科英文站Kolyma条目)。科雷马集中营只是苏联西伯利亚、北极和中亚沙漠中劳改营的一个缩影。为了修建227公里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短短20个月的工期死亡人数就达12000多人(民间组织估计多达25000多人),是开凿巴拿马运河官方统计死亡人数的二倍多(5609人)。即使是被认为条件好一点的流放,被怀疑通敌的克里米亚20万鞑靼人在10年的流放中死亡率也达到29.6%.

(劳改营人员单薄的冬衣,而高纬度的严寒却往往零下四十度以下。)

不了解古拉格或者愿意为古拉格辩护的人,往往说虽然牺牲了一些人的自由,但是劳改体系为苏联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果然是吗?且不说将精英投入劳改营并让其慢慢死去,是对国家科技和经济创造力的根本扼杀。单就劳改营的经营状况来说就是一个谎言。古拉格在斯大林末期,每年的生产产出仅仅是国家维护劳改营经费的一半以上,言外之意,国家非但不能从劳改营中获利,反而要倒贴钱,1950年内务部用来维护劳改营和战俘营的支出就达200多亿卢布。由于饥饿和管理混乱,虽然有高强度劳动,劳改营的劳动力每天生产效率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劳改营体系日益成为一个官僚集团的丰厚敛财之路,1950年代,古拉格体系已经养着各种行政人员25万和警察监督人员30多万,他们克扣经费,任意剥夺劳改人员福利,终饱私囊。一个女囚犯,为了生存往往要“性贿赂”管理人员,以至于产生了数目不小的“古拉格的孩子”。由于腐败和滥用经费,1950年,内务部工业建设管理局的建筑项目超支8.5%,顿河—伏尔加河水利建设管理局的支出比预算高15%以上(数字来自张雪峰《苏联劳改营史研究》所引的苏联档案,第120页)。历史经验表明,雄壮的政治口号,往往都堕落为无耻的官僚用来剥脱他人利益和幸福,满足自己低端私欲的工具。高尚的口号和美好的愿景总是暴政的遮羞布,但是却往往迷惑多数人。

斯大林去世后,古拉格的历史在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努力下终结。劳改的囚犯被释放回家,当局并鼓励反思这段历史,产生了像《古拉格群岛》、《科雷马故事》这样优秀的“古拉格文学”作品。苏联解体后,进一步涌现出大量研究著作和数十部描述这段历史的影片或纪录片。在官方的支持下,还成立了古拉格纪念馆和若干劳改营遗址博物馆。不禁让人反思:当事者俄罗斯人今天都能坦然面对过去的历史,为什么一些中国人偏偏要为斯大林隐晦这段历史?古拉格和中国的“文革”都是20世纪人类探索美好社会制度道路上酿成的巨大悲剧,只有真诚面对历史,才能脱离历史包袱,让社会制度更加完美、更受人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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