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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破除意识形态的陈旧障碍

“文革”结束以后,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思考今后建设社会主义之路究竟应该如何起步?如果要走一条新路,那么历史就要求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能够在深刻总结以往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条路的最大变化就是要彻底解放思想,采用一种全新的形式,走上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改革之路,以新的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而党则是领导、执行这一历史任务的政治工具。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正如高尚全同志所言,那是因为会议之前有了一次打碎人们思想枷锁的全民大讨论,同时也要打碎人们身上的组织枷锁。共产党执政前为人民服务是指为整体的劳苦大众,为被压迫阶级服务。执政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工作则要具体化,表现在对每个具体人的服务上面。高尚全同志书中,始终把思想解放,人的解放放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位置之上,把“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解释为:“以人为本,民生为重”,“保护人民每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习主席讲我们是法治国家,要让每一件司法案件都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脱贫工作绝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共产党宣言》有言: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就应有这种执政理念的导向。
 
再看我们的改革为什么要改变计划经济的模式,计划经济一个最明显的弊端就是不了解人,或者说对人了解不深,对人性缺乏研究。我党执政以后,劳苦大众翻了身,他们每个人的经济、政治、文化需求是什么?对此了解不深,我党照抄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大包大揽人们的日常需求,认为政府万能,可以扮演慈父的角色,不经意地脱离了人民群众,自己逐渐变成官僚机构。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则是可以反映人们,也即涵盖所有个体需求和预期的最真实、最全面而又变化最快的场所。高尚全同志在书中捕捉了这一市场现象,他说:我国渡过了私人产品短缺时代,又面临着公共产品短缺的困境。市场经济起到了推动进步的巨大作用,为何又出现了公共产品短缺紧张的问题呢?公共产品长期短缺,势必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大维稳成本。有人说这是市场经济还实行的不够彻底,也有人说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欧洲、日本一些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公共产品,包括生活必需品就解决得相当不错嘛!还有人说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人家各有各的特定国策解决社会公共产品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有“社会主义”的名义和内容,那么就应该重视高尚全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这也是全国人民对公共产品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26年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特殊利益集团的话语权竟还可以通天,妄想影响中南海的决策,对此切不可小觑。这个问题若不解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在人民心中扎根。
 
最后再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和生活的空间是极其广阔的,是在农村四个轮子一起转,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经济生活中,释放、迸发、汇集起来的生产要素。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类比。无此哪有个体经济、民营企业的出现呢?这是一切前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的,他们的垮台不是私有企业泛滥成灾,恐怕还和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垄断经营,产生了特殊利益阶层和地下的黑色经济有关。这一腐败现象在我国已经出现,不得不格外警惕。高尚全同志对民营经济的重视,对这种错误认识批驳的也是相当认真的。同时,他对国有企业面临的三大转变提出的忠告也是很中肯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全社会的生产资源是国家的,也就是全民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非常正确,那市场的主体是谁呢?高尚全在书中十分强调“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理念”。主体既有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上市公司,还有一般的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中私有所有制性质的公司当属不少,还有承包农业用地的几亿农民,改革开放都使这些市场主体获得了共享国家资源的权利。难道共享就是刮“共产风”吗?共享的条件是什么?其条件就是节约资源成本,资源效益的使用有竞争力,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率高于一般水平。除去极个别的国家特许经营的企业外,这是市场主体共享资源先后秩序最重要的标准。我认为如果这么做了,才能在经济领域中消灭一切歧视政策,打破意识形态方面的沉疴痼疾,也可以为银行一视同仁的贷款对象解困。这不是什么新话,而是有了党的决议,为何总不见明显的、势如破竹的效果。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出:“保证多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我国经济上出现了“共享经济”的业态,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共享经济的改革,保持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不变,其使用、经营、流转的权利,放手交给村民农户,也可以通过流转,流转给务农的天南海北的陌生人使用,也不需要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支撑。如此成功的经验,是否可以在保障全民、集体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把其使用权交给最有效益的经济单位使用,但其所有者权益产生的红利不应流失,应归全民、集体所拥有共享。我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初是为解决农业问题的,但以后派生出来的社队企业,民有企业,小城镇的发展和新建,以商品粮代替统购粮,莫不发源于此。之所以如此,就是上面说的,各种生产要素竞相迸发的结果。我国的改革实践发展到今天,已提出符合国情共享经济的新型模式,会前几位老同志也在议论马克思扬弃私有制的学术问题。我们理应爽快接受实践经验升华的新观念,为什么总是围绕着老问题纠缠不清?
 
近日发生的滴滴顺风车的死人事故,毫无疑问今后要加强监管,装置必要的电控安全设备,但切不可因噎废食,否定了整个共享经济。在今年第四期《中国民商》上,我说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固然要警惕“共享经济”的野蛮生长,但媒体的野蛮报道也应警惕:“据有关部门统计,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的交易额已达4920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47.2%,今后若干年还会以30%的速度发展。我认为这一数字是被大大夸大了,那是把许多‘互联网+’的经济形态也算进去了的结果。这种笼统的计算未必科学。”第五期的《中国民商》刊登了一篇宋清辉的文章,其中就谈到了不少“伪共享大行其道”的现象。
 
今后,改革能否取得长足突破性的进步,关键在党。现在已不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了,我说的“纲举目张”,首先还是我党在意识形态中,对破除陈旧障碍的力度上。这种障碍已早被新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所挑战,我国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面一句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建成。市场经济中,党的领导不可动摇,党中央要动员全国资源,市场要合理配置全民资源,各种所有制要充分利用相应资源,我国改革开放的前途仍大有可为。关于共享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今后还想多向高尚全同志请教。
 
2018年9月5日
 
(本文系胡德平同志在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同志新书座谈会上的讲话,转自百年耀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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