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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十年前粤港的两场“改革三十周年”论坛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正在香港中大读研究生。那一年中国刚刚开完奥运会,经济欣欣向荣,言论也比较宽松,大家基本可以畅所欲言,整个社会迸发出二十多年来不见的朝气活力。到了下半年,官方民间都在举办各种纪念改革三十周年的活动,思考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我参加了其中在香港和广州举办的两场,这两场论坛基本囊括了中国最活跃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见证了各种思想的交锋与碰撞。记录下来,作为对那个思想黄金时代的纪念。

第一场是香港中文大学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合办的“中国改革三十周年暨孙冶方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当时我作为学生服务人员全程参加了这个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嘉宾有刘国光、张卓元、钱颖一、许成钢、姚洋、巴曙松、宋丽娜、冒天启、李晓西、李实等四十多人,都是重量级的嘉宾,尤其是难能可贵的是85岁的刘国光也来了。

图一:部分参会人员合影,前排左八为刘国光同志,左三王绍光教授,我在后排(打马赛克了^_^)

香港中文大学能够召开这么盛大的一个论坛,全赖校长刘遵义教授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刘遵义自从8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的时候就参与中国改革顶层规划,他和林重庚、邹至庄可以说是对改革建言最多的华人经济学者,他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成立中央汇金公司代表国家行使对国有银行的出资人权利,以及成立社会保障基金,都被中央采纳。他与赵紫阳和朱镕基两任总理都结下深厚友谊,朱镕基答记者问时还专门引用他的观点。

刘遵义教授与刘国光的交情就是这个时期结下的。80年代,刘国光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又是中央候补委员,积极组织各种交流活动,听取海外经济学家的意见,可以说是洋专家们跟中国沟通的桥梁之一。没有想到,刘国光越到晚年思想越“左”,又开始倡导“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新自由主义”,又提“两条路线斗争”。

这次会议上刘国光发表了《辩证地看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演讲,讲了一个多小时,主题就是市场化不能过度搞,我们犯了“市场幼稚病”,不能把“计划性”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之外。他抓住江泽民曾经在十四大前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有计划的”这一点,反复强调市场经济要以计划为指导。其实他的观点就是陈云同志的”鸟笼经济“,大概他从苏联留学回来一直在计委工作,陈云的思想一直对他影响很深,他退休后主要工作就是宣传研究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了。刘国光还讲了两点,不能过度强调”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要重新强调“公有制主体”;不宜强调“效率优先”,应更重视“社会公平”。

图二:刘国光同志在发言。

查阅了当时记的笔记,其他各位演讲嘉宾发言主题或观点如下:

1.刘遵义发表开幕主旨演讲,PPT是英文做的,名称叫 The Lessons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中文材料上翻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之经验 》。刘校长主要回顾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以及提到中国的”后发优势“,没想到这一点他跟林毅夫很像。得益于刘校长对中国经济制度优越性的研究和宣传,他退休后被委任为中投香港公司董事长,今年又担任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海外华人学者能够享有如此高的名誉和地位,他算是第一人。

2.张卓元《孙冶方经济思想对现实经济的指导意义》。张卓元主要讲孙冶方晚年对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的反思,去年我粗略看了孙冶方临终前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感觉他的思想比薛暮桥认识更深刻,如果他能像薛暮桥一样长寿,参与到中国改革进程来,那么他的理论贡献不可估量。

冒天启在对张卓元发言的评论中特意提到了“伯恩施坦是恩格斯遗嘱继承人”的问题,提出了恩格斯晚年思想的转变。此前我们从学校接受的信息都是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头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叛徒,没想到事实恰好相反,他是恩格斯晚年最为信任的人之一,并把他作为思想的继承者。冒先生的一席话成为我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此后在工作中收获很多。

3.姚洋《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原因》,他认为三十年的增长背后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留下了平等的社会结构,第二个是“中性政府”,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所挟持的政府,第三是新型民主化道路。姚教授的分析看似很充实,但是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文革后留下来的是个比较平等的社会,但是文革消灭了精英阶层,即“人力资源”最优的部分,毛泽东破坏了产权、法治、契约、道德这些制度性因素,这些对经济发展的伤害总比“平等的社会结构”大得多吧。再说,中国有没有社会集团也是争议非常大的事情,如果没受到社会集团裹挟,为何吴敬琏老师又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呢?今天又看到他十年前的发言,不难理解他去年提出“中国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分子不要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其他演讲者的课题分别有:许成钢的《应对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政府及政策》,张晓山的《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理论与实践》,李晓西的《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理解》,李宏彬的《中国政治选拔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讲的都很经常,不一一而论。

图三:钱颖一教授发表演讲。

最后压轴的主题演讲是钱颖一教授的《中国经济转型的审视》(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Perspective),钱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超出一般经济规律之处,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是是”普世的“,并没有根本特殊性,虽然应该研究“中国特色”,但是它的作用并没有超过“普世原则”,并且是在“普世原则”下发挥作用,明确提出了不同意‘中国模式“的提法,也等于反驳了姚洋教授前一天发表的论点。

得益于香港的特殊性,这个研讨会集合了国内几个主要经济学派的专家,在各派的观点碰撞中,看出国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制度两个方向的分歧:1.是否有“中国模式”的存在;2.中国改革应该是什么方向,是继续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还是回归权威主义。这两种冲突在2008年后交锋越来越激烈,并且权威主义的,坚信“中国模式”优越性的,坚持“中国特殊性”的观点越来越占有统治地位。

香港中大这场研讨会没有多久,大概是11月10号,我去广州看望程美宝女士和袁伟时先生。程美宝女士算是我的长师姐,是我的老师科大卫的在牛津大学时的弟子。程女士也是个奇女子,1997年,程女士毕业后本来在香港科大已经获得助理教授的职位,月薪三四万,但是为了理想甘愿到中山大学拿几百元的工资,她的确也在中山大学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如今她已经是博雅学院的副院长。跟程女士聊了一个上午,又吃了午饭,感觉她真的像当代的曾宝荪(曾国藩的曾孙女,终身未婚),举止落落大方、谈吐温和有趣。对于袁伟时先生的感受则是他是很健谈和蔼的,他刚刚从斯坦福大学回来,谈了一下在那里的经历,他的夫人也是很有教养的,虽然我还是个小孩子,一口一个”王先生“。

就在这时,被告知12号将在中山大学有一个“南方论坛”主题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与中国制度变迁》,我于是请假,留在广州参会了。

会议是在怀士堂举行的,怀士堂是中山大学的礼堂,1923年孙中山先生曾经在这里发表了青年人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的著名演讲。第一位发言的嘉宾是张五常教授,张五常一边讲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继续强调和解释“中国已经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的观点,一边批评新的《劳动法》,说这会让中国丧失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张五常的担心是正确的,但是不保护劳工利益,这种发展模式又是可持续的吗?张五常教授发言是用粤语,他的夫人苏美玲再翻译成普通话,据说张五常也会说普通话,不过带个翻译则就显得高深、有档次多了。

图四:张五常与科斯。

继而发言的有贺卫方、邓正来、杨汝万、高全喜、任剑涛、王绍光、马骏、景跃进、郑永年。这几个学者可以说是中国口才最好、思想最敏捷的一群,凑到一起整个会堂都沸腾了,掌声、笑声连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彩的学术论坛,尤其是贺卫方的主持最精彩。方是时,贺教授年方四十有五,玉树临风,在土老帽学者中颜值和举止超然一等,走到哪都受到明星般的欢迎,如果是竞选政治中,这种人不高票当选才怪呢。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些学者多数是自由主义背景,不乏一些是“敏感人物”,但是这次论坛是中山大学主办的,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梁庆寅亲临致开幕辞,可见那个时候中山大学的包容性,换做现在哪个大学也不敢担如此大的政治风险。

午休期间,坐船从中山大学码头到芳村码头,然后参观了白天鹅宾馆,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宾馆,由霍英东投资的,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标志性工程之一,二十多年后在广州高级宾馆中已经“泯然众人矣”。让人感受到中国三十年的进步是多么快。五年后,我又从芳村码头南下,到了广州郊区一个餐厅,品尝了吃过的最好的佛跳墙,可惜已经忘记这家餐厅的名字了。

图五:位于珠江沙面的白天鹅宾馆。

晚上,在广州东站乘坐广九专列回到香港,一路上路过樟木头、石龙,这都是《省港旗兵》上熟悉的地名,也是文革时期出“流民”的地方,整村整村地往香港跑。到21世纪,这里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一个小镇的工业生产总值就可以达到上千亿。午夜抵达中文大学校园,看见爱美的女孩们迫不及待的穿上了长靴、丝袜、外套,期盼已久的秋天终于快到了。

不知不觉,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中国继续发生了很多变化和进步,我们比十年前富强了很多,党和政府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很多。然而,虽然经济秩序被整顿了,但是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大大消失了;思想界的乱象消失了,但是体制内外建言讨论的空间也大大被缩小。十年来,我们走过了充满起伏和碰撞的道路,而这一切在十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前一阵听说今年将要在海外某知名大学召开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论坛因故被取消,不禁想起十年前经历的这两个论坛,是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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