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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曾祖父:革命与被革命的一生

一百年前的春夏之交,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曾祖父王兆敦(参加革命后化名为“王厚甫”)参加了五四运动。五四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他所在的大家庭的命运,此后曾祖父走上了带领全家献身于救国救民的道路,虽然他屡遭挫折冲击,多位家人付出生命代价,但他矢志不渝,奋斗至生命结束。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曾祖父只是一个普通角色,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值得书写张扬,然而,他的人生经历和事业折射出大时代的影子:革命是如何渐渐背离五四所主张的“民主”、“科学”、“自由”、“理性”的初衷,变奏为暴力专政、阶级斗争的激进交响曲的?五四知识分子在愈发失控的革命秩序中遭遇如何,他们的心路演变又是怎样的?五四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今天还有哪些未完成的“五四”使命?这些也都是我们五四百年后的今天仍然需要反思的问题。
 
一、家世
 
曾祖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生在山东省沂州府兰山县沙埠村(今临沂市兰陵县沙埠村)。沙埠王氏源出琅琊王氏,嘉庆年间从临沂城南迁居过来,经过四代经营,到了曾祖父出生的时候,家族已经拥有土地8000余亩,同时还经营商业和金融,票号“义和兴”的银票通行到江苏连云港。其中,最发达的次支和三支两房,各自盖起了四层之高的堂楼。八路军一一五师抗战时期工作报告中称沙埠王氏是“鲁南影响最大的地主”或“临沂六区首屈一指的大家族”,难免有夸大之嫌,但是清初以来华北农村已经基本小农经济化,超过100亩以上就是富户,1000亩以上已经罕见,能够达到七八千亩规模更是凤毛麟角。
 
曾祖父的父亲叫王绍禹,是世袭的族长,据说是个很强势的人,别的宗姓都畏惧他三分。可是到了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慈禧和光绪归西的那一年,以34岁的英年也跟着走了。当时曾祖父才8岁,他的二叔王绍曾继承为族长,他于是和寡母跟着叔叔过日子。王绍曾当了将近40年的族长,就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一样几乎没过一天好日子,1947年国民党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全家四散而逃,生死未卜,他孤单一人在惊恐中去世,走地非常凄惨。
 
曾祖父幼时很聪慧,在私塾里读书只有他一学辄会,书法也是非常好,我小时候还在见过他题写的碑刻残片(主体在“破四旧”中已经被摧毁),工整的楷体苍劲有力。因此,他的堂叔王炳南就下大力气培养他,希望王氏也能在功名上出人头地。曾祖父也不孚众望,据《苍山县志》记载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如果以科举制含金量衡量地话,这个分量即使不如进士,也至少相当于贡生了。曾祖父带了个好头,后来他的几个弟弟都考入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王氏不仅在经济上,在文化教育上也逐渐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家族。
 
(曾祖父@右二,建国初在在浙江绍兴视察工作)
 
二、五四经历和“乡建”试验
 
曾祖父从来北京上学到抗战前的详细经历,家里无人知晓太清楚,这其中原因有二:一来是我的曾祖父沉默寡言,从来不跟别人提他的历史;二来是,我的祖父跟父亲关系很差,父子之间从来没有好好交流过,他也只能知道一些零碎的信息,1937年之后的事情,倒可以通过查阅文献获取一些片段。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曾祖父是积极分子,曾经被被北洋政府关押。五四运动之后,大概他受左倾思想影响比较深,成为社运积极分子,再次进了北洋政府的监狱,这次被关押的时间很长。他坐牢的消息传到家乡,寡母连忙派长工来北京,打听他的下落。假期回家,寡母死活不愿意让他再去北京,立即安排他与之前相定的地主李氏之女(也就是我的曾祖母王李苹)成亲。另外,曾祖父辍学也有家族原因,家族长辈本来是指望他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没想到成为“政治犯”,也都不愿意接济他了。于是,他大学念了两年就回家肄业了。
 
但是五四彻底塑造了曾祖父的思想,给予他对社会的积极态度,此后的一生都在救国救民的奔波中。从他给子侄取名的态度上也可窥探“五四”对他的影响,我的祖父辈按照家谱应该排“辰”字,他一改宗族习惯,给子侄分取名一民、扶民、志民、惠民、新民、利民等,体现了他匡世济民的情怀。他虽然肄业在家,并没有沉沦或者安心做个富足的地主,而是不停地在为改变家乡努力,20年代后,“乡建”运动逐渐兴起,曾祖父也在家乡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乡建”运动。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教育改革”,发动家族出资兴办了当地第一个新式学堂,名字叫临沂沙埠高等小学,由出资最多的堂叔王炳南做理事长,他做校长,这个管理架构在当今也是先进的,新学堂不仅教学内容新,而且还招收女学生(2005年,我和祖父看望他的姑父——90多岁的沈德一先生,他对我祖父说:我和你姑是小学同学啊!由此推算学校在20年代初就招收女生了)。再者这学校有一定慈善性质,不仅富家子弟可以上学,穷人子弟给予免除学费,贫困人家只要舍得让孩子不做农活,读完小学是没有问题的。
(曾祖父独女王云芳@前排右一,摄于淮海战役前夕,为即将赶赴前线的战友送行)
 
曾祖父的第二件大事是“社会改革”,方圆逢集、庙会的时候,他就对老百姓演讲,宣传放足、剪辫子,还组织学生挨家挨户去给剪辫子。他还发动学生收缴烟枪,并严禁王家的佃农种植鸦片。这方面,他最了不起的事情是带头移风易俗,节俭办红白事,山东作为“礼仪之乡”,红白事极其繁琐,1935年,他的母亲去世时,家里没有披麻戴孝、磕头烧香,就简单安葬了。
 
他做的第三件事情是“经济改革”,联合当地几家大地主减租减息,救济穷人,抗战前鲁南是地地道道的“白区”,作为地主有如此“革命觉悟”,实在是稀有。此外,他还组织乡民自卫,抵抗土匪和军阀的骚扰。
 
这个时候,在家乡百公里之外的山东邹平,梁漱溟也在搞著名的“乡建”试验。梁漱溟是北大教授,曾祖父在上学期间与他有无来往,曾祖父在家乡的所为到底受了他的多大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无疑,曾祖父在家乡的“乡建”措施与梁漱溟的“邹平试验”有很大相似性,是30年代山东省轰轰烈烈的“乡建”运动的一个缩影。
 
运用社会学话语来讲,曾祖父是民国新兴“乡绅”的典型,这个群体推动了中国乡村文明自觉的现代化转型。当时南方苏区也正在进行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另一种尝试,虽然土改有某种道德上的正义性,然后对生产力破坏极大,苏区十年生产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当然也有紧张军事斗争的原因)。站在21世纪的今天看,“乡建”所努力开创的以发掘乡村文明自身的活力,促进乡村现代转型的道路无疑是最可靠的一种途径,东亚社会日韩台湾农村转型基本是沿着这个逻辑进行的,然而由于这个进程随着抗战的到来就此中断了。
 
五四是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的上半场与下半场的分界线,五四之前是以改良、启蒙为主题,五四之后则进入共产主义暴力革命观传播时间。曾祖父在北京经历了上半场,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在家乡发起了社会改良运动,由于他1920年肄业回乡,错过了北京思想界在下半场转变。然而,到三十年代以后,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左“转向共产主义的潮流气势汹涌,波及到每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得以公开身份向全社会推销共产主义,在这个背景下,曾祖父完成了思想转型下半场的“补课”,也开启了他作为共产主义者人生的下半场。
 
三、毁家纾难,举族抗日
 
1937年10月日军侵犯山东,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韩去非(建国后任济南市委书记)专程拜访曾祖父请求他支援建立抗日武装,发动人民抗日。曾祖父在抗战前是否是地下党,或者跟地下党有联络现在已经考证不清楚,但是想必他在当时已经是鲁南赫赫有名的开明人物了,所以韩去非才去找到他。韩去非在曾祖父的引荐下,又拜他的堂叔王炳南为干爹,以便开展工作。
 
1938年,在苏鲁边区特委领导下,曾祖父联络鲁南几大家族,依托几大家族的财物和家丁作为基础,八路军一一五师临郯独立团成立了,曾祖父担任后勤部主任。临郯独立团是抗战期间山东省十支地方抗日武装之一,番号后来相继演变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旅十三团、四野一纵一师、三十八军(“万岁军”)一一二师,在战争中屡建奇功,著名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所讲的松骨峰战斗的就是一一二师打的。
 
(生于抗战前后的二爷爷战民与三爷爷军民,寓意军民团结、抗战到底)
 
临郯独立团成立早期上千人的物资供应几乎全靠是曾祖父的家族,独立团要多少粮食,家里就给多少;因为缺乏武器,曾祖父和他的叔叔王炳南一次就为武装捐献了40多支枪,又用500大洋买了一挺马克沁机枪,他还弄来一门迫击炮,自己动手造炮盘(中共党史出版社:《八路军山东纵队史》)。有了这些装备,1938年底独立团与日本进行了第一次交锋就大获全胜,日军死伤上百,缴获大量武器和军备物资(曾祖父分得了一条日本军毯,家里已经使用81年了,至今还没有坏)。这场战斗受到山东省委嘉奖,对于鼓舞鲁南抗日士气起了很大作用。
 
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存在也不被国民党所容许,曾祖父与国民政府山东第三行署专员张里元都是北京大学1918级校友,张里元毕业于政治系,曾祖父是地质学系。依托这层关系,曾祖父陪同韩去非与张里元进行谈判,张终于同意了抗日武装的存在。可以说,鲁南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初期发展,曾祖父是关键人物之一。作为对曾祖父的信任,一一五师司令部两次驻在曾祖父家里,罗荣桓并在这里召开了整训会议(《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转战沂蒙驻地村庄概览》)。
 
(曾祖父的三弟王兆歆及夫人崔铭霞,崔铭霞是清末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维新党人崔广沅的后人)
 
曾祖父还把家里但凡能独立生活的人都动员参加了抗日,包括他的兄弟五人,分别是兆培、兆坊、兆垠、兆埘、兆歆,其中王兆坊担任临沂抗日民主政府副参议长,1942年在反扫荡中牺牲;长子一民与儿媳秦永芳新婚数天后就一起参加了抗日武装,最后,曾祖父又把不到15岁的次子扶民和独女云芳交给罗荣桓夫人林月英去做战地卫生工作。除了自己家族的,所有靠谱的姻亲也被他动员加入抗日武装,其中包括大妹夫杨权(第一任苍山县长,建国后任苏联重点援助一百五六个项目之一的哈尔滨锅炉厂党委书记,三线建设重点项目东风电机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二妹沈氏家族(沈蕙,嫁开国少将、东海舰队副政委宋献璋;沈芸,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内侄李西夫(上海公安局副局长、纪检组组长,夫人沈芮)等。
 
(曾祖父的外甥女婿宋献璋少将)
 
曾祖父为了抗日可以说是竭尽所能,用“毁家纾难”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不仅家里的钱粮财完全都献给了抗日,最后在1941年根据地支撑不下去撤退到沂蒙山区的时候,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可用之物,他走之前把家里的四层堂楼也都拆了,此后他也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四、“土改”血雨腥风
 
曾祖父在抗战初期尚可得到重要,依靠地主乡绅势力,也是中共早期武装能够扎根地方的关键原因。然而,一旦抗日根据地稳固,尤其是整风运动后,革命队伍中的地主知识分子就开始被逐渐冷落起来了。曾祖父在整风中遭受了严厉的批判,祖父记得根据地召开干部和群众会议,满大院几百号人,除了他以外,都纷纷站起来批评曾祖父。
 
抗战胜利后,党内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向地主阶级发动进攻已经是不可避免。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这个指示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号召在解放区实行土改。曾祖父作为山东根据地的一名干部,参与领导了这场土改,去革地主的命,另一方面他的地主家庭也是被别人革命的对象。在阶级斗争的疾风骤雨中,曾祖父和他的宗族大家庭开始解体,并且充满了血腥。
 
“五四指示”发布以后,山东分局为了探索经验,决定先以临沂城南的王家对河村作为土改试点,曾祖父与临沂县长张云榭一起在这个村指导土改近一个月,顺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成为山东解放区土改的先进典型。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头版发表了曾祖父撰写的《王家对河清算后如何统一分配土地》,并配发总编辑匡亚明亲自撰写的社论《学习王家对河的经验教训,迅速实现耕者有其田》。曾祖父撰写的这篇文稿是解放战争期间土改的一个重要文献,不仅当时东北局也组织学习了这个文章,后来还被收录到国家档案馆作为重要革命文物珍藏起来。依照王家对河试点的经验,山东的土改也逐渐推广开来。
 
(曾祖父关于土改的文章及匡亚明配发的社论,原件藏于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藏有与曾祖父相关文物3件)
 
总体来讲,曾祖父领导的土改是比较温和的。根据曾祖父的文章可以得知,王家对河土改没有针对地主的暴力行为,主要以发动群众讲理为主;分地时,大地主依然可以保留一些土地,并且是“尽量留靠近家门的地”;而小地主,只要遵守土改法令,一概不予清算。应该说1946年的土改调动了农民革命积极性,又反对平均主义,保留适度的规模经营和农村工商业,不失为解决千百年来农民贫困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的一个好方法。
 
然而,到了1947年后,在饶漱石和康生的领导下,山东的土改越来越血腥了。1947年初,饶漱石担任华东局书记,他在华东局干部大会上说:“一锅端杀了地主是好的,即使个别杀错了,端错了,只要是群众行动也不要紧啊”,“地主、富农在土改中杀我们1个人,我们就要杀死他们10个,如杀死我们10个人,我们就杀他们1000人”(《黎玉回忆录》,第246页)。在饶漱石主导下,华东局发布了“七七指示”,彻底否定1946年土改的做法。要求土改“大权必须给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贫农有权任意处置地主。
 
在这种严酷的阶级斗争情形下,虽然曾祖父已经在1946年就动员家里主动向政府“献田”,家里仅仅保留了几十亩土地,在土改复查中还是不可避免受到残酷地冲击。工作队发动几千名群众斗争留在家里的老人,他的婶母被乱棍打死,至今家里老人还记得死前的惨状:“煞白(雪白)的头发被血染得一绺一绺地。”当时的《大众日报》还特意介绍了沙埠村向曾祖父的家族挖浮财的“盛况”:沙埠村群众提出“财主地下有大牛”,三日之内成立了贫雇农小组,向封建地主发起了“一锅煮”的总清算。(《大众日报》1947年10月11日)( 其实爱护私产是人的天然本性,即便是再革命的地主也有私心。土改时,爷爷偷偷埋了一地窖铜板和银元,到了70年代,家人已经不记得具体位置,尚且挖出来至少上千块银元,靠变卖这些银元,爷爷奶奶经营起生意,成为第一批“万元户”。
 
除了要清算地主外,饶漱石、康生还把阶级斗争矛头指向党内的干部,发起了对干部的“三查三整”的运动,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曾祖父亦难逃厄运,领导找他谈话说:你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你还是回家当地主吧!他被开除了职务冷落起来,还一度被安排去铡草、喂马,然而曾祖父对党忠贞不渝,国民党进攻解放区他紧随着机关转移、不掉队,即使受再大委屈也不往对方那边去跑。幸亏有张鼎丞等人纠正了这股风气,过了半年多他才被重新分配了工作。
 
(曾祖父二弟王兆埘(寅生),兄弟六人中唯一善终者,退休前为浙江省财政厅副厅级干部)
 
土改和日趋严厉的阶级斗争,让曾祖父的家族的分道扬镳,也彻底打碎了乡村的和谐。曾祖父两位堂弟王兆培和王兆垠本来都是一一五师沂河支队的中高层干部,因为不满抗战后被视为“阶级异己”,愤然离开革命队伍。土改中又受到贫雇农的严重殴打,盛怒之下投靠了国军,并组织地主武装“还乡团”杀回老家,一口气活埋了十几个曾经批斗他们的共产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建国之初,王兆培潜逃到苏浙一带,某天晚上突然出现在曾祖父家里,幻想让兄长给当年已经做了省部级领导的战友们说情,看在抗日有功份上饶过一命,曾祖父连忙将他轰走,没过多久他就落网伏法。王兆垠则隐姓埋名在江西景德镇藏起来,做了一名瓷厂工人,1959年在抓捕“漏网反革命”中被揪出来,押解回山东公审枪毙。曾祖父将兄弟们带出来参加革命,即不能约束他们,也不能挽救他们,最终眼睁睁看着他们走向灭亡。)当年秋天,沙埠村被共产党革命武装重新光复,又处决了很多“还乡团”分子,祖父的一位堂姐仅仅因为曾经到过敌占区,就被怀疑为特务,由两个人拖着,一位民兵从后脑勺开枪打死了。
 
土改开始了乡村政治势力之间的血腥厮杀,就沙埠村而言,死于土改期间的人远远多于抗日,普通百姓在两种政治势力的裹挟下,不断地逃难,这种暴力和对立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现在无法想象曾祖父面对家庭和故乡激烈变故下的心情,是后悔、惊慌和恐惧?是认为这是通往人民解放之路的必要牺牲?还是认为是作为剥削阶级罪有应得的惩罚?
 
五、南下干部
 
虽然曾祖父受到历次政治运动冲击,但是他认定了跟共产党走。我认为这倒不是他自保的权宜之计,他是知识分子,有社会阅历,他真是从内心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1948年10月底,中央发布指示,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等老解放区抽调53000名干部南下接管新区政权。那时候他已经虚龄50,孙子都很大了,本来可以留下来过安稳日子,但是还是积极报名参加了前途未卜的南下征程。
 
今天看起来南下是轻松地去坐江山的旅程,其实当时在很多人心中更是畏途。1948年,党中央估计赢得全国解放还需要5年时间,光解放上海就打算牺牲30万人,选择南下是需要意志和勇气的。我想他做出这个决定,除了他坚决的革命斗争外,也大概是因为被整怕了,所以尽量挑艰苦的工作,希望获得组织的信任。
 
(曾祖父与嘉兴行署领导成员合影,左三为吕志先,后担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中国驻朝鲜大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著名的1957年春毛泽东“反右”谈话,就是对他和华东区四省一市宣传部长讲的)
 
曾祖父于1949年春节期间从枣庄临城火车站出发,开始南下,渡江战役后,又参加了解放苏南和浙北的战斗,5月初随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南下解放嘉兴,随即被留下来成为嘉兴军管委员会的成员,嘉兴行政公署成立后,他担任第一届行署领导。由于他在革命前经营过钱庄和贸易,是革命队伍中少数有商业经验的人,1952年初,按照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安排,他被调往杭州接收改造民国时期最大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并任浙江分行副总经理。1954年浙江省人民建设银行成立后,他又先后担任副行长、行长、党委书记。这个时候曾祖父住在西湖畔的南山路,似乎日子过得很舒畅,家里保存的照片多数都是那个时候拍的,虽然他总是不苟言笑,但是能看出他踌躇满志、意气风法。
 
六、右派岁月
 
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之后,党内也开始了“反右倾”的运动。他有个宿命,只要是政治运动,就一定逃脱不了。他是地主出身,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喜欢仗义执言,还爱好批评别人,只要有一条就很危险了,何况他这几样全占了。
(曾祖父与曾祖母王李苹,摄于50年代末,杭州)
 
这个时候,遭遇挫折的不仅是他。他的弟弟王兆歆,原是山东省供销总社的干部,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到临沂郊区付庄镇供销门市部改造,她的夫人崔铭霞毅然放弃城里的工作,跟随他一起到农村,1960年因为在乡下缺医少药、难产而亡。他在沧州工作的妹夫沈德一亦成为右派,妹妹因为受不了这个刺激,投子牙河自尽了。沈德一与夫人伉俪情深,太姑奶奶投河后,悲伤地他一路沿着子牙河寻尸,终于在下游一百多公里的天津段找到。
 
曾祖父被打为“右倾”之后,决心向组织提出干他参加革命以前的老本行——教育。这次他被降级分配到台州的临海一中做校长兼党委书记。临海一中,也就是解放前的台州中学,是浙南最著名的中学,曾经培养出柔石、周至柔、尉健行等杰出校友,朱自清、郑振铎也曾经在这里任教。然而,经历建国后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这座浙南学府已经元气大伤,教师们如惊弓之鸟,无心教学。曾祖父到任后,处处给老师们打气,说“我们都是胜利中人”。他严抓教学质量,到1962年,临海一中高考升学率已经达到82%,当年8月经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成为17所省重点中学之一。
(出席1960年全国文教群英会的浙江代表团合影)
 
由于他在临海一中的突出表现,1960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6月份他又当选为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代表,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曾祖父接受接见的照片,可惜“文革中”因为家庭害怕被株连,被主动销毁了,现在想想是个巨大损失,或许只能到档案馆才能查得到了。会后周总理宴请了全体代表,他是浙江代表团年龄最大的一位成员,周总理在给浙江团敬酒时,看到他的年龄很大了,还专门过来询问他的工作和身体情况(台州会要:《周总理与台州仁人志士》)。
 
1964年除夕,曾祖父因肝癌在杭州去世了,大概跟他遭受政治打击、心情沉郁又卖命工作有关。曾祖父去世时没有为家里留下一分钱,虽然他的工资有200多块,但是都资助困难下属和学生了。至今保存的家书中,他总是在不厌其烦教导子孙“为国家服务是最大的快乐”。他去世前,立下遗嘱提出把遗体捐献给国家用做医学研究。幸运的是,他在“文革”前就走了,如果多活两年,他肯定逃不过那场劫难,最有可能的结果是被学生红卫兵打死。
 
七、五四知识分子的“悲剧”
 
曾祖父的一生是精彩的,他亲身经历了从五四、抗战,又参与了缔造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他虽然没有担任多么高的职务,但是一直冲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他的生命是充实的,一辈子没有松懈过,可以说是为国家强大和人民的幸福不惜奉献自己和家庭的一切。然而,如果要评价他的一生,我觉得仍旧是场“悲剧”。
(1963年担任台州中学校长的曾祖父,他面色沉郁消瘦,半年后离世。背后是他主持修建的台州中学新教学楼)
 
从实际效果上看,曾祖父这一代五四知识分子革命的初衷并没有实现。虽然革命对社会旧势力和丑恶现象进行了极大地破坏,但是”五四“所提倡的“民主”、“科学”、“理性”等目标并没有实现。尤其是他投身农村革命几十年,到头来农村处境变得比民国初年更糟糕,尽管大家都拥有了楼房、私家车,但是乡村在礼仪、文化、习俗、道德、和谐程度等方面还远不如“乡建”时期。
 
“五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有产者出身,随着“阶级斗争”日趋主宰政治意识形态,不免他们坚持的理想,与他们的出身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导致了他们人生的悲剧。一方面,因为他们“有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身份标签,在革命组织中都不可避免的遭受打击和排挤;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一直痛苦地适应或追赶不断向前的“革命形势”,尤其是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曾祖父一直在洗心革面,后来到了“六亲不认”、“走火入魔”的境地,他晚年的世界里,没有亲情、友情,只有工作和革命。他与革命不积极的地主成分的亲戚都一律划清界限,甚至自己的儿子来杭州,也不会表现去任何亲情关怀。
 
曾祖父满腔热血把他的家庭带入革命道路,更让家族成员惨重生命代价。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曾祖父的家族十余人遭难,其中牺牲在战场的有弟弟王兆坊、次子王扶民,死于镇压反革命的有弟弟兆培、兆垠,死于反右和反右倾的有弟弟兆歆、弟媳、妹妹。他的兄弟六人一道出来革命,最后仅有一人得到善终。尤其是叔叔王炳南一家,最后竟然遭受灭门之灾,其结果令人唏嘘。
 
但是后人只是知道他做过什么官,住多大的房子,从来没有反思他个人的历史和家族的历史,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曾祖父和他的家庭在近代是一场悲剧。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特意把他的经历整理出来,为大家更好了解五四后的中国变奏提供一个素材,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一个纪念。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19辑,标题为《革命旋涡中的曾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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