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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远:法国“院校调整”与大学的衰落

到巴黎旅游,安全越来越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巴黎东站以北的地方已经逐渐被非洲人占领,明抢暗偷蔚然成风,塞纳河左岸的第五、六区,也就是所说的拉丁区,无疑是巴黎最安全的地方。

 

拉丁区的法语原词是Quartier Latin,顾名思义是说拉丁语的区域,源于中世纪欧洲大学都以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拉丁区”饱含一种文化自豪,犹如徽州自称“东南邹鲁”、潮汕自称“海滨邹鲁”。拉丁区无疑是世界大都会中最壮观的文教区域,纽约的大学分散孤立,淹没在高大的商业建筑中;伦敦虽然在罗素广场和博物馆周围也聚集着一些大学,但是集中程度、建筑艺术和规模都远比不上拉丁区;北京尽管有个面积庞大的文教区海淀区,然而风貌平平,没有什么人文气息。巴黎拉丁区连绵数公里,到处都是数百年历史之久的典雅厚重的教学楼、教堂、图书馆,任何挑剔的游客到此也只能叹为观止。

 

拉丁区的核心就是原巴黎大学拆分的第一至第六大学,原来第七大学也在拉丁区,后来搬迁到第十三区了。这几所巴黎大学这些大学的校园毗连,很多教学楼和图书馆是共享的,比如最著名的索邦大楼就是由一大和三大、四大共用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这几个大学都是规模比较小的专业类大学,而不是综合性大学,他们都是在巴黎大学的某个或某些院系建立起来的,比如巴黎二大继承了老巴大的法学院,三大、四大继承了巴黎大学的文学院,六大继承了以前的理学院和医学院,近年来巴黎大学系列又有新的合并,学科的综合性才有所提高。除了这些巴黎大学外,这些有高等师范学院、矿业学院、药学院、高等农艺学院、政治学院等,每一个都是世界知名的学校。

 

赫赫有名的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也在拉丁区,就在卢浮宫对过的塞纳河边。 法兰西研究院下设五个学院组成,其中法兰西学院 (Académie française)学术院被认为是法国最权威的学术机构,它由四十名院士组成,院士为终身制,去世一名才能选举补充一名,院士补选需要最终由国王或总统批准才能生效,学院院士也被认为是法国学术界的最高权威荣誉称号。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程抱一教授是法国历史唯一的一位亚裔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编号第34号,以继承上一年去世的Count de Busset。现在经常有媒体称吴冠中、吴为山也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其实他们都是法兰西艺术学院通讯院士,其含金量与法兰西学院院士不可同日而语。

 

拉丁区还有一些名牌中学,最有名的是圣路易斯高中、路易大帝中学、亨利四世中学和蒙田中学。圣路易斯高中始建于1280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中学之一。路易大帝中学建于1563年,这所中学被称为“伟人的托儿所”,著名校友有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罗伯斯庇尔、雨果、庞加莱、罗兰和蓬皮杜、希拉克等,大致相当于北京四中在北京的地位。亨利四世中学成立于1796年,是现任总统马克龙的母校。

 

拉丁区另一个地标是先贤祠(Panthéon),Panthéon源于古希腊人修筑的雅典巴特农神庙(Parthenon),意思是供奉诸神的地方(“万神殿”),其建筑风格则仿照了罗马的万神殿。Panthéon按照字面意义,被翻译为“万神殿”更合适,中文叫“先贤祠”无疑是考虑了它的实际用途。先贤祠本来是一个教堂,1744年,路易十五国王在1744年发誓,他在病中祈求巴黎的保护神Sainte Geneviève保佑,如果能够康复,一定建造比Sainte Geneviève修道院更豪华的教堂来供奉她。后来路易十五果然康复,于是他兑现诺言,命令建筑师Jacques Germain Soufflot建造了这个建筑。大革命后,刚刚完工的教堂被政府征用,变为伟人墓地,从纪念神的地方改为纪念人的地方,反映了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对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目前安葬在先贤祠的人物有78位,包括伏尔泰、卢梭、雨果、居里夫妇、大仲马等。

 

在欣赏古老的拉丁区之余不禁有个感叹:法国高等教育起步这么早,巴黎大学始建于12世纪,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法国又有这么多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但是法国历史上却没有一所像剑桥、牛津、哈佛和耶鲁这样世界影响力的大学,这实在于法国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不相称。我想这除了跟法语没有英语那么通行有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法国政治权力过度干预教育,尤其跟几次“院系调整”把大学搞得元气大伤。

 

法国的第一次“院系调整”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大革命领导人痛恨大学,认为这是为贵族和教士培养孝子贤孙的地方,于是把综合性大学统统都给关了,这一关就是一百多年,到1896年法国才恢复大学的合法地位。法国大革命领导人不仅痛恨大学教育,一些偏激者还主张“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观点,干脆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这期间很多科学家也因政治原因被迫害。

 

大革命领导人认为只需要为社会培养懂得技术的专业人才就可以,于是建立起理工学院、矿业学院、军事学院等这些学校。所以,很多专家说北京学院路上八大院校是新中国初期学习苏联教育模式成立的,这句话是不对的,专才教育模式鼻祖不是苏联而是法国。但是效果却恰如其反,人才教育不是越专越好,综合性大学给予的完整通识教育,能够给学生更深刻和开阔的思维,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绝大多数出现在剑桥和后期之秀的柏林洪堡、美国常青藤等奉行通识教育原则的大学。

 

在大革命前,法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根据科学史研究,从1730年到1830年,全世界近半数的最顶尖级科学家和科学发现产生于法国。18世纪下半叶法国涌现出拉瓦锡、拉格朗日、傅里叶、泊松、布丰、安培、库伦等伟大的科学家,这是法国在世界科学史上最璀璨的时代。而经过法国大革命对教育的一番折腾后,法国科学创造了大大下降,到1830年左右,德国就开始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法国则沦落为二等科学强国。

 

法国大革命又开了“教育工具论”的滥觞,教育的本质本应该是启迪和解放人性,大革命领导人开始主张教育是培养共和国公民的工具,这其实是严重扭曲了教育的本质。既然教育是工具,那就要牢牢控制在手里,于是创造了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模式。这个模式有最主要的两个特点是:第一,学校没有自主权,经费、招生、课程设置都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里,行政部门派出的督学是学校的“太上皇”,巴黎大学自13世纪就确立了“大学自治”的原则,而这次改革等于是把“大学自治”的灵魂给中断了;第二,严禁私人办学,所以法国到现在除了几所天主教会大学外,是没有私立大学的。无论是美国藤校,还是民国时期中国南开、燕京等大学发展历史表明,私立大学往往具有更大优势,所以这条做法对法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束缚也是很大的。

 

法国第二次重大院系调整发生在1896年,普法战争的失败让法国认识到综合性大学培养社会精英的重要性,为了促进综合性大学的发展,又用行政力量合并成立了17所大学。当时法国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刺激下,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上也是充满蓬勃生机,这个时代是法国科学和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如果给予已有的高等学校或社会力量充足办学权,靠社会自生力量和教育自身规律发展起一二十所高质量大学是不困难的。然而,这套依然沿袭了行政主导的方法,虽然让法国较快形成了规模的综合性高等教育,但是大学内部依旧是合并前存在的学部权力巨大,大学管理机构无法对以前的学部进行领导和整合,各个学院之间自行其是,高等教育质量依然很低。

 

第三次院系调整则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五月风暴”有60多万名大学生上街。法国政府为了方便管理学校又把国内20所大学肢解为60多所。其中法国高等学府之母,聚集了全国最优质资源的巴黎大学被拆分为7个大学。重组分解巴黎大学固然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但是这并不是最好的途径。教育资源被分割碎片化,这对法国高等教育危害莫大。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一个世界影响力的大学,这将极大提高该国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比如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因为有牛津剑桥两个超然大学的存在,使得英国高等教育在全球的重要性仅次于美国。在法国,巴黎大学无疑唯一有机会跻身于全球顶级影响力的高等学府,也是二战以后英语世界外,唯一以一所在办学历史、师资和规模上能够跟美国藤校和牛津剑桥竞争的大学,然而竟然被行政命令肢解,这不能不说是法国高等教育的遗憾,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遗憾。

 

法国“院系调整”的历史表明,行政力量还是对教育“不折腾”、“少折腾”为好。法国大革命虽然结束200多年了,但是创造的教育管理制度深深影响着法国,并且影响着后来的苏联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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