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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居权是移民问题形成的关键因素

 

欧洲作为几百年来的世界中心,移民一直很多,移民问题并不是到了最近一些年才发生了的事情。法国在二战前就有移民260多万人,其中30万—50万来自非洲和亚洲殖民地,1970年法国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400万,北非移民已经成为多数。同期,德国的外来移民人口也达到300多万,多数来自土耳其、南斯拉夫。这个数字不可谓不大,但是为什么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是因为70年代以前欧洲的外来移民多数是劳工,严格限制他们定居。欧洲移民问题的根本转折是70年代后,随着全球范围内民权的进步,欧洲国家普遍开始允许外来劳工拥有永居权。一旦获得永居权,家属也会逐渐过来,形成稳定的定居家庭;更会快速发育形成社区,强化本族裔之间的宗教和文化纽带,让母体文明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如果这些移民是种族和宗教不同的族裔,并且是很强攻击性或自闭性的文明,很快就会产生“文明的冲突”的问题。
(巴黎的马格里布社区)
 
永居权对移民社会形成的决定性意义,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以看到,比如清末以前,中央政府虽然允许汉族移民前往长城以外的蒙古旗地种地,他们数量也很庞大,在昭乌达盟、卓索图盟这样靠近汉地的旗里,种地的汉民人数往往超过了旗民,但是这些汉人都是“雁行人”,收割完庄稼就必须返回内地,并且不允许在蒙旗娶妻生子,所以最初一百多年里并没有产生蒙汉冲突的问题。而到了清晚期,随着对汉人在关外永居权的认可,汉族社会逐渐发育形成,民族矛盾也就随之而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蒙汉矛盾一度成为全国最突出的民族矛盾。
 
所以,对移民问题有警惕的国家,一定会牢牢守住永居权的底线。比如俄罗斯一直警惕华人大量涌入西伯利亚,取代俄罗斯人成为多数民族,尽管华人成为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经济支柱,支撑着西伯利亚地区的贸易和商业,但是俄罗斯政府并不愿意给华人永居权,并且严厉限制签证数量和时间,因此虽然西伯利亚毗邻于中国,但是不能像在美国、加拿大一样形成庞大的华人社区,并进一步源源不断地吸收新的来自中国的移民过去。
(俄罗斯西伯利亚最大城市之一的伊尔库茨克和最寒冷的城市雅库茨克华商的惨淡生存状态。俄政府除了严格控制长期签证,还严格控制华人建设室内购物中心,很多华商只能在寒冷的露天场所经营,来消除华人长期居留的可能性)
 
中国在制订移民政策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永居权的问题,一旦外来移民形成自己的移民社会,在这里定居两三代,那么就会成为本国的少数民族(我国的朝鲜族、乌兹别克、塔塔尔等民族就是由被承认拥有永居权的移民发展而来的,当然他们融入社会程度很高,对国家贡献很大),如果民族融合做的不好的话,那将是一个持久性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一些南方城市黑人已经很多,放开永居权,形成一个人口数万、数十万的大型社区没有问题。
 
中国可以借鉴日韩等发达国家实行保守的移民政策,积极的鼓励生育政策。毕竟东亚社会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被隔离的文明孤岛,人民在心理和习惯上并不能接受东亚、东南亚范畴以外的移民,社会融合成本要比西方高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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