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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营企业诞生记

中国改革的成功是民间和高层两股改革动力合力推进的结果。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文物,那就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5年颁发的001号私营公司营业执照,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颁发的首个民营企业营业执照,准许“大连光彩实业合资有限公司”的设立,这个企业的创始人是我的忘年交姜维先生。

姜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70年代当过兵,1980年复员转业被分配到大连市文化局,但是在家等了8个月,却一直没有被落实,迫不得已开始自谋职业。他当兵时曾经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学过摄影,于是借了400块钱在大连动物园门口开了个照相摊,姜维因此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个体户。

姜维照相技术好,待人热情厚道,生意越做越好,1981年五一节那天赚了500元,在当时不啻于天文数字,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年工资。不过,当时个体户还是被人瞧不起,干买卖总被认为是不正经职业,找不到对象,名声不好,政府部门一有风吹草动,就把个体户当重点整治对象。1983年初的经济类“严打”中,姜维的营业许可证被没收了,照相摊不得不关张。

(姜维先生在展示他创业起家的相机)

 

这年8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接见集体企业与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怎么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这是中央最高层第一次明确提出个体私营创业者们跟公有经济从业者们,具有平等的地位,判断一个事情是否光彩,不是按照过去姓公姓私的标准,而是看他们社会贡献的大小。

胡耀邦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比如认为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光彩,集体所有制比个体户光彩,我认为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反而那些国有企业里出工不出力,好吃懒做的人不光彩。

胡耀邦明确指出:究竟什么是光彩?凡是凭借辛勤劳动,为国家人民做出贡献的都是光彩的;什么不光彩?好逸恶劳不光彩,违反劳动纪律不光彩,违法乱纪不光彩。最后,他请参会代表回去传个话,党中央向个体户们表达敬意,他们不向国家伸手,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的方便,做出了贡献,他们都是光彩的。

胡耀邦的讲话对当时个体户们来说无疑是莫大鼓舞,第二天,姜维和他的“摊友“们聚到一起,一边念《大连日报》头版登的胡耀邦讲话,一边喝酒庆祝,喝着喝着大家激动地放声大哭起来。姜维也又拾起信心,重新在中山路租了个门面房,开了个 “姜维影书社”。

(1983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关于胡耀邦光彩讲话的报道)

 

1984年2月,香港商人廖志强(廖承志的侄子)来大连考察,听到当地很多人都提到有个很能干的个体户叫姜维,向大连市领导提出要见见他。姜维虽然在基层,但是有眼光、有想法,很快打动了廖志强。于是,廖说能不能我们合伙搞个生意,我从香港提供世界最先进的摄影、冲印设备,你出场地、人力和技术,我们搞一个合资企业。

姜维非常兴奋,但是马上遇到法律难题,因为根据当时刚刚制订的《中外合资法》,个人不是企业法人,没有资格跟与外商合资。但是个人又无法注册企业法人,所以,姜维与港商的合资生意根本没法落实下去。

姜维不得不去北京的各个有关部委去打听情况,但是进门需要县团级单位的介绍信,姜维作为个体户,当地根本不给开介绍信,他在北京待了三个月,吃足了闭门羹,身上携带的盘缠也基本花完,一天只能吃一个烧饼。

这时候,有好心人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王任重在台基厂住所专门接待了姜维。王任重听到这些年姜维找工作、摆摊遇到的各种刁难时,拍案而起说:“这些同志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的个体户?我们这些人参加革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他们为什么不能理解!你们能够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替国家分忧,为什么还要限制你们呢!”

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把这事还告诉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一天晚上,胡德平在王晓黎带领下,骑着破旧二八自行车来到姜维在前门临时租赁的阴暗狭小的民房里,诚恳地对姜维说:“姜维同志,我听说了你的情况,你从千里之外来到北京,找党来解决你的问题,说明你对党的信任,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你写的材料可交给我带走,我一定交给父亲“。胡德平还对姜维说:”你的问题以后解决了,不要感谢某个人,要感谢我们改革开放后党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

姜维做梦也想不到总书记的儿子会来看望自己,激动紧张地一句话说不出来,又目送胡德平骑着自行车消失在夜色中。姜维看到领导人的孩子都这么朴素,这么关心民生,顿时觉得咱们国家有希望,自己的事情也有解决的希望!

此后姜维的事情开始出现一些转机,在胡耀邦指示下,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组织了座谈会,邀请有关部门,商讨个人是否可以注册私营企业的问题,还特意把姜维请到中南海参加座谈会,听听他的意见,不过会上争论很激烈,支持的和反对的吵得很激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任仲林带着四位司长,也接见了姜维。虽然,很多部门负责人是同情姜维的,但是解决起来仍然有很多障碍。第一个障碍是在意识形态上私营经济还没有合法性,当时虽然农村改革放开了一点口子,但是在私有制这种意识形态核心问题上,仍然认为私营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如果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就会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正像任仲林局长推心置腹对姜维说的那样:小伙子,你知道吗,我们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消了私营经济,过去讲这是我们的成绩,现在我哪有这个权力变?

另外,私营企业发展还遇到关于雇工剥削的问题,这也是严重的政治问题。1981年《人民日报》曾经发起是否可以允许雇工的讨论,后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林子力在《资本论》里发现了一个注释,马克思认为雇佣7人以下算是自食其力的小业主,8人以上则是资本家,于是林子力“推导”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这个发现终于为雇工问题打开了一点口子,但是姜维与港商的合资企业很大,雇工肯定要超过8人,剥削的问题也无法回避。

这时候,胡耀邦正在主持制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内部争论也是非常激烈,起草组的一些人坚决主张过去的体制不可动摇,胡耀邦和一些其他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认识到,经济改革已经遇到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天花板,如果在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等核心问题上不能有所改变,单靠在农村和特区这些当时的”边缘地带“搞一些特属政策,经济改革无法再继续推下去。于是在起草工作的最后阶段,胡耀邦毅然改组了决定写作班子,改由林涧清、郑必坚等“市场派”等来起草。 

10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国应该废除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把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指出,个体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各级部门应该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

邓小平《决定》非常满意,称赞这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邓小平还在会议闭幕后的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专门提到个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关于当时社会关注的傻子瓜子的事情,他说: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傻子瓜子动不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决定》无疑解决了设立私营企业的合法性问题,姜维遇到的难题纷纷迎刃而解。《决定》通过20天后,也就是11月9日,外经贸部副部长魏玉明就通知姜维,向他宣布:“姜维同志,经国务院特批,你要办的私营公司通过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企业”。魏玉明问姜维想给公司起个什么名字,姜维想起胡耀邦的光彩讲话,脱口而出“那就叫光彩公司吧”。(有关部门关于批准设立大连光彩实业合资有限公司的资料)姜维的光彩实业公司成立后,迅速发展,成为大连乃至东北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后来姜维又到日本发展事业,颇具有政治头脑的姜维与日本历任首相和政要都建立良好关系,为中日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姜维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也曾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从1985年的第一家私营企业设立,到如今虽然过了仅仅37年,但是中国民营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形成了“5678”的格局: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这种经济奇迹的出现,一方面归功于姜维、年广久、鲁冠球等早期民营经济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王任重等顶层设计师们敢于勇闯禁区的进取精神,中国改革的成功正是民间和高层这两个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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