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发表于财新网观点栏目）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40周年。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与稍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访美，共同构成中国改革与开放的标志性起点。40年来，中日关系走过了阴晴不定的历程，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日本的身影，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的官方援助和企业投资对中国改革的顺利起步，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本文主要考察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日本对华援助和投资情况，让我们对改革开放早期日本的作用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ODA）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亟需获得国外贷款。早在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未来8年工业增长率要达到10%以上。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中央领导人做出了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设想，仅1978年与西方国家签订的设备引进合同额就达63.6亿美元。然而，当时中国外汇储备只有20亿美元，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大规模的合作项目。因此，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要尝试利用外部资金，来弥补中国建设投入的不足。

1978年下半年，日方政经代表团频繁造访中国，分别有铃木善幸、竹入义胜、稻山嘉宽、冈崎嘉平太和士光敏夫等，为中国改革开放热心建言献策。邓小平每次都会见他们，并对他们谈到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贷款(以下简称“ODA”)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10月底，邓小平在访日时明确表示“愿意研究”向日本申请ODA。

图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受到热烈接待，他政府职务虽然只是副总理，但是在日本受到元首级别的礼遇。

虽然不少发达国家都对中国释放善意，邓小平等意识到只有日本的政府贷款最可行。西方国家很难满足中国的数额要求，并且有很多附加政治条件，而日本政府不仅数字上相当慷慨，并且没有附加条件。日本如此积极，一方面则是想通过经济援助，获得在华市场竞争中的先机；另一方面ODA带有对侵略战争的“准赔偿”色彩，因为，其中超过五分之一以上属于赠予，并且早期日本ODA援助国，都是“二战”时期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比如韩国、印尼、缅甸。

1979年9月1日，中国政府派出以谷牧副总理为首的代表团访日，正式洽谈申请ODA的问题。内容为8个大型建设项目，即京广铁路衡阳广州段扩建、五强溪水电站、龙滩水电站、兖石铁路及石臼所港口建设等，共需55亿美元左右。日本政府原则同意了中方申请，并且在当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期间，正式宣布为中国提供发展援助贷款，即第一次日元贷款。

198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日后，中日关系再度掀起高潮。第二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回访时宣布第二次日元贷款计划，此次贷款规模为4700亿日元。第二次日元贷款期满后，1988年日本首相竹下登访华时，又宣布为中国提供第三次日元贷款，此次规模远远超过前两次，为8100亿日元，年利率则降至2.5%，用于52个项目建设。1996年至2000年实施第四次日元贷款，贷款额为9698亿日元，最低利率降至0.75%，共93个项目，鉴于中国发展中出现很多严重的环境问题，此次日元贷款资助的93个项目中，有21个是环保项目。

　　日本政府ODA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的国外资金援助的主要来源。根据中国接受外国援助的承接单位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的统计，1979年至2005年，日元ODA占中国所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援助的67.2%，数额是德国贷款的9.8倍，法国贷款的16.4倍。即便把国际组织援助列入，日本也高于世界银行（391亿美元）和亚洲开发银行（162亿美元）对中国的支持力度。考虑到亚洲开发银行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其历任行长均由日本人担任，日本又是其无可争议的最重要资金来源国，可以说，中国不仅获取日本政府的直接援助贷款，亦通过国际组织获得来自日本的资金的支持。

20世纪90年代，日元ODA在中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始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ODA在中国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最高年份的1994年曾高达27％。“六五”至“八五”期间，中国建设的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有4600公里是利用日元贷款改造建成的，占总长度的35.4％；大约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有60个泊位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占大型泊位总数的12.8％；1100万吨每日污水处理能力中，有400万吨每日处理能力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占总处理能力的36.4％（冯昭奎、林昶，2011，第224页）。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于加快经济运行效率立下汗马功劳，日元ODA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援助不仅着眼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还有效利用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的诱导作用，推动中国转变发展理念，重视环保节能。自从上世纪80年代起，ODA和技术资助的环保项目，涵盖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所有省、市、自治区，治理范围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和荒漠化等。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界虽然有提早让中国“ODA毕业”的言论，但是依然加大ODA在环保领域的投放力度，2001年后提供的7000余亿日元ODA中，多数是资助环保项目的。

　　JICA主导的技术合作

日本官方援助除了ODA外，亦支援技术合作项目，促进中国科技和管理进步。技术合作自1979年开始实施，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负责实施，至2014年已经实施125个大型合作项目，日方提供资金超过1800亿日元。JICA推动的第一个技术援助项目即为人熟知的中日友好医院，该医院由日本提供全部设备，价值达164亿日元，建成30多年来已经是中国综合科研水平最高的医院之一。另一个早期重要项目是日方出资105亿日元援助建成的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该机构亦被称为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是中国环境经济学、公共政策研究和环保评估的权威机构之一。

　　技术合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派遣日本专家来华工作。25年间，日本通过JICA共向中国派遣9220名专家工作。由于中日技术合作项目至少半数是支援落后贫困地区发展，来华专家任劳任怨、不畏艰苦，获得很高的社会评价。从1991年起，中国政府向在华有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授“友谊奖”，到2009年，这个奖项共授予1099名外国人士，其中，日本专家以210多位的获奖人数位居各国第一。

技术合作还赞助中国向日本派遣研修生，其中包括长期进修、青年研修和青年干部访问交流等，日本已经接收中国超过36000名研修生。其中的青年研修项目包含“中日青年友谊计划”，这个项目系1986年由当时中日两国领导人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共同倡议，由全国青联负责实施。研修生培养项目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大大促进了中国相关行业的发展。

图二：1983年胡耀邦访日，首相中曾根设家宴款待他。1984年中曾根访华，胡耀邦也设置了家宴招待中曾根，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领导人“家宴外交”。

　　日本企业投资

以上讨论的是日本官方的援助行为，日本企业界对华投资和技术转移的影响可谓更加深远。改革初期，日本的产业模式和企业管理模式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中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对日本经济产生浓厚的兴趣。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9年、1980年，邓小平接见日本外宾多达26次，其中单独会见松下幸之助两次。后来因其政治观点备受争议的邓力群在1978年底访日回来后，也曾与马洪这样的改革志士撰写了《访日归来的思索》，全面介绍日本企业经验，并到处在各大机关做报告，他曾说“到日本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

然而，中国吸引日本投资初始并不顺利，主要是中国当时法制不健全，经常会出现不遵守契约的现象。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宝钢事件”。宝山钢铁设立之初，中方与新日铁公司签订了巨额的设备引进协议，后来，中方意识到资金数额庞大的合资项目，短期内无力承担，提出解约的要求，并主动支付了4000万美元的违约金。对此，日本也表示理解和支持，日本派出了前外相大来佐五郎领衔的代表团沟通此事。大来佐五郎认为：“中国缺乏经验，没有恶意。”1983年胡耀邦访日的时候，对日本工商界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并专门组织了与企业家们的早餐会，加上胡耀邦本人鲜明的改革立场，对日本工商界触动比较大，此后，日本对华投资有了明显增长，进入第一个高潮。1979-1983五年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为57个，实际投资额仅为2.67亿美元，到1984年项目数激增到138个，实际利用外资额2.25亿美元。1984-1988五年间，累计投资项目数623个，实际投资额18.25亿美元（李光辉，2002）。整个80年代，中国共吸收外资215亿美元，其中，日资32亿美元，以国别计算名列第一。

这一时期，在华投资影响比较大的是家电行业，1980年12月成立的福州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是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也是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1984年后，松下电器开始成为在中国投资最积极的外企之一，松下电器在中国转让了7个彩电生产线和6个洗衣机生产线，牡丹、长虹、小天鹅这些知名家电品牌都是采用松下生产线建立起来的。1987年，松下电器又在北京设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BMCC)，投资6亿余人民币，是80年代仅次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规模第二大合资企业。

图三：坐落在北京朝阳区酒仙桥附近的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日本企业掀起第二波在华投资高潮。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投资无论是产业布局和投资数额上都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格局。到1997年底，日本对华投资协议额达到276亿美元，实际利用额158亿美元，远远高于过去12年的投资综合。而在产业布局上，也从家电拓展到机械制造、汽车、服装、日化等行业。

日企在华投资所起的作用，远超过其统计数字上为中国GDP增长做出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中国制造业孵化器的作用。与美国和欧盟企业相比，日企在技术转移和产业准入方面都比较慷慨，并适应中国低资本和富劳动力的国情。中国目前在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中比较占有优势的产业，比如家电、电子、机械设备、高铁装备、汽车，都跟改革初期与日本合作打下一定基础有关。以汽车为例，中国第一批家用汽车天津夏利和铃木奥拓均是完全采用日本技术，与日企合作生产的，此后，长安汽车、东风汽车、广汽集团等分别与铃木、本田等合作，生产出的合资品牌不仅提高了中国汽车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促使中国民族自主品牌技术产生质的飞跃。

　　结语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温家宝等都在不同场合对改革开放早期日本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主要是中国人干出来的，却也不可否认，这份成就也受惠于以正确的外交姿态获得国外投资和援助。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外部因素对经济发展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否则可能陷入“贫困陷阱”而不能自拔。40年来，中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虽然有国家利益、贸易摩擦、意识形态冲突，但是，合作和共赢终究是主流。梳理和了解日本等国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贡献，对于形成正确的世界经济观和开放观，消除民间盲目自大和盲目排外意识，推动中国更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