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初，杭州的经济总量排在唐山、石家庄、南通之后，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GDP增加了660多倍，是逆袭速度最快的城市。

离开上海后，我又到了杭州。杭州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城市，1949年政权更替的时候，我的曾祖兄弟子侄多人作为三野的干部，随军南下，受命参与接管杭州、嘉兴、台州、金华等地，他们此后都在浙江定居下来。所以，我们这个大家族的人口多数在浙江，老家只剩下我爷爷和他的一位堂弟。从有记忆起，很多东西就跟杭州有关，奶奶家的零食，不乏是杭州造的，相框里的照片，多数跟西湖有关，以及写着南山路、庆春路的家信。

到杭州东站后先去了滨江新城，一二十年前曾经路经这里几次。记得2008年前后，萧山站周围跟内地县城景象差不多，江南岸很多都是空荡荡的农村。然而，现在这里已经是一个超级现代化都会，聚集了阿里巴巴、网易、拼多多、吉利、海康威视等知名企业，诞生了68家上市公司，可谓沧海桑田的变化。

（萧山新城）

这次在杭州四天住了两家酒店，一家是湖西的蝶来雅谷泉酒店，一个是汪庄（西子国宾馆）。蝶来酒店处于湖西山地的中心位置，附近有中国茶叶博物馆、于谦祠、慧因高丽寺、龙井茶园等景观，非常幽静。这个酒店是江南园林风，内部设计非常精致，房间面积也很大，个人认为是西湖一带最值得推荐的五星级度假酒店。

（蝶来酒店）

（慧因高丽寺，因11世纪高丽王子曾在此修行得名）

汪庄位于雷峰塔下，三面临湖，正对三潭印月，远眺苏堤和群山，可谓是西湖景观的C位。此地原来是汪裕泰老板汪自新的私家园林，建国后被开辟为国宾馆，专门接待领导人来杭小住，因此与政治逐渐紧密连接起来。汪庄在政治上的最高光时刻是G20峰会，它是主会场和晚宴所在地，著名的G20首脑合影就是以汪庄国宾馆1号楼为背景的。

（汪庄国宾馆）

不过汪庄只是卖一个湖景和国宾馆噱头罢了，里面房间都很老旧，哪怕是3号楼和5号楼的行政房，无论从装修、房间面积和服务上都与五星级标准相差很远。如果真的想住汪庄，一定预订5号楼行政臻选房，其他房间都可能让人失望。

（汪庄西湖园景）

西湖还有一个更为有名的国宾馆，叫刘庄，它在解放前是广东商人刘学询的园林。建国后，刘庄与新中国历史连接更为紧密，可谓从1950年代至90年代初的第三政治中心（另两个是北京和北戴河），有的领导人连续好几个月都住在这里，很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制订的。刘庄的园林面积大于汪庄，很多造景也精致，但是让人更多是感到“官气”，而缺乏汪庄的雅致，湖景更是比汪庄差很多。

（刘庄很多建筑都跟领袖有关）

不过刘庄的客房和餐饮比汪庄强很多，7号楼的清漪房面积很大，出门数十米就是西湖；8号楼是新建主楼，里面的房间设施很新。这两个楼的房间都比较推荐，而其他楼的装修也都很老了，慎选。刘庄的另一个亮点是餐饮，尤其是其紫薇厅是西湖一带性价比最高的黑珍珠餐厅，松茸饭、千岛湖鱼头汤、酥皮茄子、鲍鱼醋烧鸡都非常不错。另外，酒店的咖啡厅——红吧，也值得在里面坐一坐。

（刘庄的紫薇厅和咖啡屋）

杭州在当代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新一线城市，但是唐代以前杭州地位很低，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县城，浙江的中心在绍兴一带。杭州崛起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今天杭州湾的海岸线退缩（有点像天津崛起，也是因为渤海海岸线退缩，原来古海岸线在天津东郊，今天整个滨海新区其实都是近千年新生陆地），钱塘县（今天的杭州城）周围出现了大量平地，一下子有了巨大发展空间；二是京杭大运河开通，杭州作为运河重点，在江浙一带的位置骤然凸显。到了唐代中后期，杭州地位就逐渐重要起来了，成为江浙一带的中心城市之一。所以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这是晚唐之后才形成的，杭州在隋代之前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

10世纪以后中国政治的演进更是持续成就了杭州的繁荣。中古时代，杭州在长三角区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南京、扬州和苏州，但是进入10世纪后，中国战乱不断，可以说持续了四百多年，一直到明朝建立，这期间南京和扬州是南北对峙前线，屡次遭到兵焚，尤其是南宋与金的百年拉锯战，让长江沿线城市基本荒芜，而深居南方的杭州一直相安无事，到两宋时期，杭州已经逆袭成为东南第一大都会。

不过杭州的历史也并非一直上升趋势，在近代它经历过近一个半世纪的漫长的下坡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回升。杭州可以说是成也运河、败也运河，随着近代海运和铁路运输崛起，内河航运的衰落，杭州的地位就大大不如以前了，上海形成对杭州碾压态势。太平天国与清朝在江南的拉锯战，六年间三围三夺杭州，更是给杭州致命一击。

根据《杭州府志》记载，1858年太平军进入杭州以前，杭州府人口约372万，到了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杭州府人口仅剩下70万，尤其是杭州城被破坏极为严重，战前人口约80万，战后不足7万人，到处是死尸，仅仅太平军第二次围困杭州就死了30多万人。战后，左宗棠向朝廷上奏说：“孑遗之民，则不及从前二十分之一矣。或壮丁被掳而老稚仅存，或夫男惨亡而妇女靡托”。战争中社会管理的崩溃又滋生瘟疫和饥荒，浙北士绅沈梓记载：“树皮草根居民争取以充饥，犹有苦其难得者”。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曾国藩奏疏》）。

今天杭州方言跟周围吴语差异很大，带有明显北方官话味道，浙北很多地方有河南话方言岛、湖北话方言岛。很多人说是靖康之难中原移民的结果，其实是谬传，南宋初年移民的规模及其对江南文化产生的冲击力，远远不及近代移民，并且在漫长的元明清与本地文化产生了很好融合。现在这种情况，实质是这场战争后，很多地方人口基本灭绝，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移民（后两省市捻军之乱造成的难民）趁虚而入造成的。南京方言脱离吴语也跟历次战争导致人口毁灭，北方或江淮移民渐次填充过来有关。

（清末杭州残破的城门）

到1949年解放的时候，杭州人口只有53万，还没有恢复到清朝全盛时期的一半。全市工业百人以上的工厂仅33家，工业总产值只有1.2亿，不到沈阳市的十分之一，连锦州这种的中小工业城市都不如。所以，很多人视战争为儿戏，其实多数城市的彻底毁灭都是因为战争；即使没有毁灭的话，恢复元气也得一二百年时间。

在计划经济时代，杭州因为没有矿产资源发展重工业，所以经济地位也不是太高。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杭州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28亿，只相当于上海的十分之一，天津的三分之一，低于唐山、石家庄、青岛、南通等。而到去年，杭州GDP达到1.87万亿，增长了660多倍，排名上升到全国第8。

（杭州新的天际线）

所以，杭州可以说是享受和平红利和改革开放红利最大的城市。和平的环境，以及制度松绑，让具有丰厚文化底蕴和财富创造了的浙江人的潜能彻底发挥出来，创造了杭州的奇迹。杭州的成功也说明，改革、开放、稳定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通道，任何背离这种通道的尝试，都是要栽大跟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