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气象雄壮，是个迷人的都会，又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它在历史上遭遇了六次大的焚毁或屠杀，战乱更是不计其数，命运之悲烈，无城市出其右。

4月15日，我们去江西共青城祭扫胡耀邦，本来下一步要去耀邦的故乡浏阳，但是因为临时取消行程，所以我又去了南京一趟。共青城到南京之间虽然隔着安徽，但是其实两者距离不太远，从九江站坐高铁，一路顺江而下，经过安庆、芜湖，两个多小时就可到南京南站。尤其是南京、马鞍山、安庆、芜湖其实同属于一个文化区块，南京与这些长江上游城市饮食语言更接近，反而跟苏南地区差距更大。

这次在南京集中扫荡游览了民国建筑，主要包括中山陵，以及总统府、国民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最高法院、中央研究院、外交部、国防部、励志社、国立美术陈列馆等旧址。总体来讲，国民政府兴建的楼馆，与当时上海、天津、厦门、广州等地兴起的西洋式建筑不同，它们都是新民族主义风格的，即保留建筑的传统架构基础上，充分吸纳西方近代建筑思想，创建的新型建筑风格，是一种建筑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放大观之，“黄金十年”期间的那些最重要建筑遗产，无论是南京城的“新首都规划”建筑，还有吴铁城的“大上海计划”建筑，基本都是这个风格的。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政治精英和部分文化精英的浓厚民族主义情结，在当时中国文化处处受西方文化挤压，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情况下，他们力求伸张民族文化空间、捍卫文化符号，而不像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本地人政府，热衷于在重要公共建筑上模仿西洋风。

(行政院、励志社、监察院、外交部、最高法院、中央研究院旧址）

这种建筑风格也深深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规划。三里河一带的部委大楼，景山后街的中央军委旧楼，东四的国家美术馆都是这种风格的延续。但是后来苏式建筑逐渐占上风，再到改革后中国大陆成为各种奇葩建筑思潮的试验田，大城市成为一个美学混乱场，可谓一个世纪以来城市规划每况愈下。反观这种新民族主义建筑在台湾得到延续，“国父纪念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大剧院”、圆山饭店、中正大学的设计都体现了这种风格。

在这里再说一下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建筑中山陵和总统府。中山陵无疑是近代建筑美学之集大成者，但是就内容来讲，中山陵又是一个现代色彩包装下的帝陵。中山陵的主要建筑，如华表、孝经鼎、博爱坊、陵门、碑亭、石阶、祭堂、墓室，都能在过去帝陵中的牌坊、献殿、碑驮、宝顶、地宫等找到对应的东西，只不过稍微变了一下模样而已，其布局更是与隔壁明孝陵一致。所以说，两千年的帝王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还是很深的，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会不自觉效仿古代皇帝那一套。

总统府总体是个各种建筑的大杂烩，里面既有江南园林，又有现代西洋建筑，不过这两者水平不在一个层次上。东西两侧园林是以前的两江总督署时期留下的，代表了古代江南园林的最高水平；而西洋式建筑多数是冯国璋和孙传芳两个军阀驻镇南京时修建的，设计的都比较粗糙，远远不能跟同时代上海、天津的西式建筑相比。

南京总统府面积不大，包含总统府和行政院在内，也就是140余亩，与北京宫殿群面积不可同日而语，也比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元首府邸面积小的多。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国民政府时期尚比较克制，没有大兴土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南京政府实质是财力有限，是一个各方面可以调度资源比较少的“小朝廷”，广东、山西、沈阳这些地方的督军署、元帅府面积都不比它小。

此外，在南京期间还参观了两个博物馆，一个是六朝博物馆，一个是南京博物院。六朝博物馆在总统府东侧，是贝聿铭设计的一个小型博物馆，往往被人所忽略。但是其内部布展和藏品质量都是一流的，展厅不是那种单调的货柜式展出，而是由很多绿植、辅助建筑衬托，环境特别轻松，有很多休息区，让人仿佛在游园中就完成了艺术品的欣赏。

南京博物院则是名气很大的博物馆，号称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非常难预约到，一票难求。进去后发现，的确面积很大，有6个展馆，30多个展厅，远非陕西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可以比的。南博的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完整展示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省级博物馆。其他省博物馆往往只能展示中国文明史的一部分，比如陕西、河南馆只能展示先秦、汉唐部分，之后历史就断落了；广东馆的精彩在宋朝以后，之前岭南也是文明的边缘，而江苏基本可以说从春秋战国就是中国文明中心区域之一，因此，如果让一个省级博物馆完整展现中国文明史的话，非南京博物院莫属。

南博的国宝级藏品很多，但是观赏完这些展品，给人最深的感慨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灿烂，而是无数的文物向人们展示着，这个文明经过了商周发展期，秦汉成熟期，隋唐壮大期后，就逐渐失去了进步活力，一直在同等水平上止步不前，只不过是细节方面有所完善罢了。这个文明的科技水平、生产组织水平，从宋朝到清末的近千年时间，其实没有根本突破，始终浮在天花板之下。只有到了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之后，才又重新有了活力，文明水平有了根本突破。

本次在南京选择了两家酒店。一个是中山陵附近的南京东郊国宾馆，一个市中心的钟山宾馆（江苏省委招待所）。东郊国宾馆是一家非常值得推荐的国宾馆，园林造景极其精致，周围紫金山环境也非常好，适合散步和骑行，并且附近还有几家很好的餐厅，如云几、美庐、未见山、紫金山院等。钟山宾馆原来是励志社所在地，也就是蒋介石的内廷，蒋宋及国民党要员休闲娱乐，1945年对侵华日军战犯审判也是在这里进行。不过这家宾馆虽然号称五星级，实质装修水平也就是三星级，因此，其价格也跟快捷酒店差不多。总之，当一个历史建筑参观体验还可以，居住体验不会太好。

再说南京的吃，南京流行淮扬菜，跟苏南是截然不同的菜系。现在有人把苏锡菜、淮扬菜，甚至是苏北菜统统归为“苏菜”，这是极其不严谨的归类法。淮扬菜与苏锡菜在烹饪上差距很大，本质属于两种菜系，就像连云港话、南京话跟苏州话属于不同方言，你不能说他们都是“苏语”。

淮扬菜基于长江中下游发达的经济，活跃的人流物流，在古代可以说是烹饪水平最高的一种菜，建国后亦是国宴菜的基础。但是讲真，中国八大菜系前两名的鲁菜和淮扬菜在改革开放后都逐渐落伍了，其进步速度远远赶不上粤菜、川菜、湘菜、闽菜和宁波菜。一个地方饮食的演进是地方经济发展程度演进的真实写照，餐饮工艺发展的落后，本质反映了最近几十年江淮山东一带经济缺乏创新力，也缺乏高等外来人力资源进入，导致了餐饮风格的固化。

由于春节前后去了广州、深圳、厦门、泉州，最近又去了上海和杭州，明显感觉到南京经济这些年比这些地方差了很多，明显有了内地和北方的味道。这根本还是南京民营经济太落后导致的，南京本质上还是以国企为主导的城市，民营经济比重不足50%，江苏省民营企业百强中，南京入围的只有9家，远远落后于无锡（28家）、苏州（26家）、南通（17家）。可以说南京是长三角经济圈城市群众，最像北方的城市。

南京在历史上长期是南方政治中心，这是为什么呢？这还是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南京西临大江，三面是山，这种地形相对容易防守，要比长江中下游沿线其他城市一马平川好多了，所以，古人称它是“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从南京向西过长江，又直入淮河流域腹地，威慑中原，所以这对于南方政权来说是一个可攻可守的理想的地方。

但是南京又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它在历史上遭遇了六次较大的焚毁或屠杀：第一次是苏峻之乱，第二次是侯景之乱，第三次是隋灭陈后，第四次是1130年宋金之战，第五次是太平天国时期，第六次是日本攻陷南京之后。可以说，中国所有城市中，南京的命运是最曲折的。

同样作为古都，北京就幸运很多。北京在900多年来，政权易手过七次，还曾经两次被西方侵略军占领，但是每次新的占领者对北京都是很客气，包括1937年日军，其占领后没有进行过什么屠杀，1949年国共对决中，北平解放也是以和平谈判实现的。所以，北京保存了千年来的文化遗产，而南京虽然号称“十朝古都”，主要文化遗产是明代以后的，之前的文明都像长安或洛阳那样，被彻底毁坏了。

还有人引申说，南京风水不好、阴气重，凡是定都在这里的必然是小朝廷，短命王朝。其实这颠倒了因果关系：只有短命王朝或小朝廷才会选择在南京定都，如果它有足够力量一定会选择去北方定都，因为经略北方需要很多兵力和很多钱，尤其是唐代经济中心南移之后。选择在南京定都都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当这个政权力量有限时，它会选择在南京苟且着，如果它有足够力量摆平北方，一定会选择定都北京。

就像朱明政权从长江中下游崛起之后，经过三十年北方战争，完全巩固北方后，就迁都北京了。南京国民政府其实在1946年制宪的时候，也有迁都北平的打算，国大代表们对于定都北平和南京，发生了激烈争吵，北平派最终占了多数，可惜当时内战情形不允许而已。好比一个企业，如果你的财力足够，一定要去北京设立一个总部，虽然这个总部运营成本很大，如果你是个小公司的话，那就不会考虑到北京设总部了。

还有一种观点是，一些政权（如东晋、南宋）选择偏安南方，不图克复中原，是因为江南太安逸了，让统治阶层没有斗志，所谓“暖风吹的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种观点用来解释历史也是很肤浅的。一些偏安政权统治者不选择北伐，更根本是政权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人到了南方就缺乏斗志，即使是生活在紫禁城或北方草原上的统治者也多数是荒淫的，跟气候无关。

具体来说，流亡小朝廷在政权南迁重构中，旧的中央政府所拥有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基本丢失殆尽了，新的朝廷其实是流亡皇族和地方实力派、流民帅的合伙公司，这种偏安政权对军事统帅和地方实力派的统治力是极弱的。如果军事将领或地方实力派北伐，远离江南基本盘，朝廷必然无力节制，并且很可能取得中原后，然后回戈一击吞并以前的政权。桓温或刘裕基本预演了这个路数，二人取得初步成功后就都开始凭借北伐带来的名望，尝试取代司马氏政权。

所以，这种偏安流亡政权，肯定是不支持北伐的，北伐成功之日可能就是小朝廷的终结之日。而不存在这种结构性的问题的，创立于南方本地的政权，反倒是积极北伐的，比如夫差、孙吴、朱明、太平天国和国民党集团。由此观之，即便是定都于南方的政权，其情况也有很大差异，并不是说南方政权就喜欢偏安、不思进取，对北方没有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