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2023年10月29日在“香帅金融读书会”上的演讲，原题目是《早期改革开放，中国做对了什么：从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谈起》，2月19日恰逢邓小平同志逝世27周年，特发讲座全文）

中国的早期改革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自上而下模式，而是一种上下互动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作为改革的象征和精神领袖，凝聚了全社会的改革力量，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被充分尊重，这才是改革的活力所在。

大家好，很高兴参加读书会的讲座，今天之所以讲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有三个原因：

第一，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普惠式改革，无疑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正是因为这场改革，我们才能在今天拥有这样的物质条件，有机会享受读书会这种精神追求这类的东西。要不是改革开放，我们每天还在为食物和温饱发愁。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要懂得改革历史是怎么展开的。

第二，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些年国内外许多因素都发生了变化，至少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又一个新的转折点。如何走好改革的下一步，成为了社会上下极为关注的问题。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可以为我们提供哪些经验性的参考，哪些教训可以避免，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回顾和重新探讨的问题。

第三，我与傅高义先生及《邓小平时代》出版策划群体的个人交往。傅高义先生晚年，从2013年起我与他有很多交往，他几乎每次来中国我们都要见面，我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学也曾经到他家里。另外，《邓小平时代》中文版策划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翻译者冯克利教授跟他们也都很熟悉。所以，我比较清楚这本书的写作及在中国出版过程，也对这本书很有感情。

关于傅高义先生和《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在中国的知名度非常高，可以说仅次于历任总统、基辛格、希拉里这些政治家，马斯克、比尔·盖茨斯这些这些企业家，是学者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但是关于他的很多事迹，还有他的跟中国的情缘，很多人还是不太了解。

傅高义先生是个犹太人，他的英文名字是Ezra Vogel，Ezra就是希伯来语“祭司”的意思，他的家庭来自波兰，一战后波兰独立，紧接着发生了排犹浪潮，导致很多人出逃。这次排犹，走了很多犹太精英，比如老布热津斯基等人，傅高义的父母也逃到美国俄亥俄州，还有一部分人去了巴勒斯坦，很多人以后成为以色列建国的元老，比如开国总理本古里安。

傅高义先生出生在1930年，他本科是在家乡的Wesleyan University读的，大学毕业时正好赶上朝鲜战争，他选择了参军，这个时候美国军方亟需了解东亚的人才，于是他就去哈佛攻读社会学博士，研究日本社会，为美国占领和改造日本服务。毕业后他先是去耶鲁工作，后来又回到哈佛，从事的都是日本研究。

所以，傅高义先生的本业是个日本研究专家，他的成名作《日本的中产阶级》和《日本第一》都是关于日本的。尤其是《日本第一》出版时是洛阳纸贵，畅销度不亚于《邓小平时代》，因为70年代末日本经济急速腾飞，都快要把美国买下来了，他这本书的出现大大增加了美国社会的危机感。

同时，傅高义教授把兴趣点也逐渐投向中国，早在1963 年，他就去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也就是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去学习汉语，搜集新中国政治相关的资料，1969年出版了第一部中国研究著作，名字叫《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改革开放后，他又来广东考察，写下了《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这两部都是社会学研究著作，后一本写地特别好，我认为它的学术水平高于《邓小平时代》，也可以说是海外研究中国改革史的扛鼎之作。

（傅高义于1960年代在香港）

傅高义教授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在学术上有很深造诣，情商也特别高，是个很好的领导者和外交家。他做过两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尤其是1972年费正清退休的时候，就选择刚刚42岁的傅高义接班，说明对他管理能力的认可。

大概傅高义先生因为是犹太人，所以，他不像盎格鲁萨克逊人或其他欧洲族裔的人一样，对中国这么仇视（美国犹太人往往对中国态度比较中立，实利主义，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圆滑，像基辛格、傅高义、布热津斯基都属于友华派）。我们知道，1997年江主席和1999年朱总理访问哈佛，都是傅高义力排众议劝说校长邀请的，充分说明他的政治眼光。同时，傅高义跟日本政界也很亲密，他跟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关系都不错。日本和中国是死对头，而两方面都认为傅高义教授是可靠的朋友，可见这个人社交手段之圆滑。

傅高义教授在2000年退休之后，开始着手写一本邓小平传记，他没有预料到会产生这么大的轰动，他的初衷只不过是为美国大学生写一本了解中国现代史的通俗读物。在《邓小平时代》问世前，海外也出现了很多研究邓小平的传记，比如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古德曼的《邓小平和中国的革命：一部政治传记》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埃文斯的《邓小平和现代中国的塑造》（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David Shambaugh（沈大伟）的《邓小平：一位中国政治家的肖像》（Deng Xiaoping: Portrait of a Chinese Statesman）。

同时我们国内也大量地出版了关于小平同志的各种文献著作，最重要的就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的系列丛书，比如《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1904-1974）、《邓小平思想年编》、《回忆邓小平》、《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起步》等等。

可以说，在《邓小平时代》出版之前，关于邓小平的研究很充分了，为什么《邓小平时代》出版后影响这么大呢？这本书是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发行第一天就获得 49 万册的订单，其实我们 98% 的书发行量不足 5000 本，发行量达到 2万册以上就算是很有影响力了。《邓小平时代》的发行量仅次于金庸、郭敬明的小说，是极其少数能进畅销书排行榜的学术类著作。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傅高义先生治学非常严谨，他掌握和查询的资料是超越任何海外邓小平研究者的，我曾经去过他的家里，参观过他的书房，他可以说搜集了几乎所有能见到的关于中国改革史的资料，很多都翻破了。我们看《邓小平时代》后面的索引资料就有几十页，可见他基础功做的之扎实。

第二个原因是，傅高义先生采访了多达几百位历史当事人，这些人包括邓小平时代参与改革决策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及胡耀邦、陈云、万里、王震等元老的子女后人，他得到了大量文献资料外的一手资料，让内容更有情景感。他为了准备这本书，十年内多次来中国，所以，他比其他外国人更可以局内人的角度看中国改革，而不像过去外国著作一样，是一个呆板的局外人的记述著作。

第三，这个书是最客观、最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早期改革的过程，虽然很多问题都比较敏感，不能深入展开，但是傅高义先生都提到了，比较完整还原了历史原貌。

不过，国内读者也有把傅高义教授和《邓小平时代》神化的倾向。其实这本书里面至少有几百处史实错误，硬伤特别多，这大概跟傅高义是社会学教授，对中国政治不是十分理解有关，也跟他涉及内容太多，很多资料没有能仔细核对有关。这本书问世后，曲青山、秦晖、殷之俊、施滨海、盛平、赵树凯等体制内外的当代中国史专家都曾经写文章，指出书中的史实和观点错误。我也参加过几次中国学术界对傅高义先生的“批斗会”，来的都是学术界顶尖大咖，但是傅高义先生很谦虚，他会认真听，非常接受大家的意见。

其次，《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对经济改革着墨过于简单，其实中国早期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政治、思想意识改革都很少，经济改革是最复杂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大概由于傅高义先生对经济了解不多，这本书只有第十四、十五、十六三章描述经济改革，总的来说也就是70来页，占全书内容的十分之一左右，有点篇幅与重要性错位了。

最后介绍一下傅高义教授晚年的经历。傅高义教授写完《邓小平时代》之后，又着手写一部胡耀邦的传记。他认为，将来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在这方面胡耀邦的意义更大。再者，他在研究中国早期改革时发现，胡耀邦的作用很大，虽然最后拍板的是邓小平，但胡耀邦一直在做第一线，大量重要改革实际是胡率先启动的。

（傅高义在共青城胡耀邦墓前）

从2013年到2018年，他又多次来中国采访了上百人，访谈胡耀邦的事迹，还专门去了湖南浏阳胡耀邦故居，及共青城胡耀邦墓，他87岁高龄的时候，依然坚持爬到富华山胡耀邦墓碑前。到去世前，他已经完成关于1978年历史转折的这一章，很可惜傅高义教授在2020年突然离世，上帝没有留给他太多时间，不然他会为读者贡献另外一部中国改革研究的重要著作。

农村改革

下面我们转入正题，谈谈中国早期改革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在谈论中国早期改革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概念，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提出的“边缘革命”理论，他的观点是，中国的改革是从最边缘的、体制最薄弱的地方开始，逐渐向核心推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色，也是相较于东欧、苏联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

吴敬涟老师提出的“增量改革”理论，跟这有异曲同工之处，换言之，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能够逐步突围，就是从农村、外资和民营经济这些非主流的领域开始，他们逐渐成长并逐步替代了老旧的部分，才实现了中国经济内容和体制的新旧替换。

首先，我们要从农村改革讲起，因为这是改革的起步阶段最关键部分。农村经济虽然在计划体制中不太重要，但从社会民生的角度来看，却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了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的生计问题，农村改革成功，让邓小平这些改革派获得了信心，才开始推行其他改革，也因为农村改革成功，乡镇企业、私营经济才有了发展空间，所以农村虽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农村改革实质是“改革之母”。

农村改革最早是从安徽和四川两省的探索开始的。粉碎“四人帮”之后，万里去安徽担任省委书记，立即到各地进行调研。他来到安徽省南部，这里曾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江中下游的徽州、芜湖、安庆在明清都是中国发达的商业中心，但是万里发现当地百姓揭不开锅，没饭吃，甚至一家只有一条裤子穿。去了皖中滁州、蚌埠一带，情况就更差了，当地农民都逃荒要饭，陪同干部说，这里人自古有讨饭的习惯，是正常现象，万里立即拍桌子大骂：“你们的党性哪里去了，从来没有听说讨饭还有当成习惯的，老百姓要是过得好，谁愿意出去讨饭”！

经过调研后，万里立即制定了安徽省的“省委六条”，放宽了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民的束缚，给予了他们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四川随后也制定了“省委十二条”。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1978年安徽出现了肥西的包产到户，四川广汉则是偷偷进行包产到组。这些都是早期探索的例子，体现了地方主政者对高度统一计划体制的调整，以及农民自发的挑战。

（包产到户前的小岗村贫困状况）

这些情况最终反映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会议要讨论制订一个关于发展农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定位很高，被定位为以后20年的指导规划。起草这个决定初期有两个核心点：一是要继续强调“农业学大寨”，二是坚持现有的一大二公体制，坚决不允许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当时领导人华国锋认为现在的公社体制很好，问题只是“四人帮”搞破坏导致的，我们现在粉碎“四人帮”了，可以充分发挥农业集体制的优势，以后再多生产化肥和农机，多引进外国的农业资料生产线，“以工促农”，农村就能实现现代化。

此外，文件对过去30年农业成就的评价是极高的。但当这个草案拿到会上讨论时，立即发生了极大争论。许多人不同意继续沿用过去的体制，也不赞同对历史成绩的高度评价，甚至在军队工作的老将们也忍不住开炮。最后中央对文件做了修改和平衡，在怎么看待成绩和以后工作方针上吸取了很多批评意见，但是对最核心的所有制问题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表示不允许分田单干，不允许包产到户，这就是所谓的“一刀切”。

三中全会后，中央又专门成立国家农委，这相当于现在的中央财经办这样的组织，所有管农业的部委都归农委管，实权非常大，由国务院副总理亲自担任国家农委主任，对于是否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具有关键性影响。

但当时国家农委并不支持包产到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包产到户的问题，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座谈会。会议结束后，农委制订了一个文件，最后以1979年31号中央文件形式下发，结论是不支持分田单干，并且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即便是那些已经实行分田单干的地方，也要重新收回土地。除了山区难以实行统一经营的孤门独户外，其他地区均应执行统一经营。

现在回过头整体看，1979年至1980年上半年，从中央到地方，实权派领导们对反包产到户的，远远比支持的多得多。除了像万里这样的个别领导人，对老百姓抱有同情，并且具有政治担当，允许地方偷偷摸摸地进行试点外，其他都反对。最著名的是1980年9月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省委书记之间发生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大多数人仍然不赞成包产到户，其中以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反对最激烈，支持的只有贵州书记池必清、内蒙古书记周惠、辽宁书记任仲夷等；农业部、农机部、农垦部、水利部、供销总社，绝大多数也持反对意见。池必卿与杨易辰争执不下，最后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好了”。这些争论一方面反映了改革之难，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中央作风的民主，重大决策公开讨论，注意听取不同意见再进行决策。

不过，1980年农业政策面临一个很大转机，原因是中央领导层权力的的重大调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几位坚持计划经济的副总理都辞职了，胡耀邦被选为中央总书记，万里进入书记处，标志着包产到户在中央层面获得了代言人。随后政策开始松动，也就是1980年9月的中央75号文件，从一刀切到允许穷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不过，这一政策仅限于人均收入低于50元的地区，大约只有1亿农民能够实行。

但无论如何，包产到户得到了“准生证”，用万里的话来说是“上户口”。中央一旦在这上面放开了口子，农民也没有不想包产到户的，农民对土地那种热爱是天生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政策一旦松动，半数以上社队便迅速分了土地。

面对这种形势，中央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企图采用堵的方式，来挽回生产队即将崩塌的形势。最著名的是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提出了“切三刀”政策，即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约1.5亿人；中间地区实行统⼀经营、联产到劳，60%的社队发达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25%的社队，像东北三省、新疆国营农场比较多，及江苏等社队企业发达地区，还要维持集体经济。这就是1981年的3月27日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

但是这样依旧无法阻挡农民对拥有自己土地的愿望，最终胡耀邦和万里都说我们不要再遮遮掩掩，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不要替农民做主，这样对农民只有害而没有利。另外，胡耀邦指示中宣部和《人民日报》做好理论宣传工作，说明包产到户不是搞资本主义，不会再产生地主剥削制度。当时针对有人说集体劳动比单干就是有优越性，胡耀邦辛辣讽刺说：也不能说集体劳动就有优越性, 就是社会主义，奴隶社会也是集体劳动。这才逐渐消除认识上的一些障碍。

根据这些精神，国家农委又重新制订了关于农业的政策，也就是1982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里面提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此后，中央又连续出台了四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对支持农村改革、农村现代化做了大量前瞻性的贡献。这些“一号文件”的总体思路是学习日韩的小农经济现代化模式，支持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支持自主基础上的农民联合、支持农村普惠金融。举例来说，当时的北京农村信用联社，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农商银行，吸收了很多农民股东，有真正像日本的农村合作银行那种农民的自治自办的意思，当时很多地方供销社也提出让农民可以入股，并给农民分红，这些都体现了对农民权益的尊重，以及国家对农民利益的让渡，但遗憾的是，这些尝试以后都是不了了之，农村的联合和产业化并没有朝着农民自主、自治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现在农村很多问题根本所在。

（胡耀邦、万里和邓小平参加植树活动）

私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农村改革除了产生立竿见影效果，让农民实现温饱以外，更重要是带动了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因为，首先农村富足了，农民各方面生活、生产需求大大增加，刺激了生产；其次农民富足为产业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积累了资本，1984年农民人均收入从76元增加到400元左右，农民存款达到228亿，没有资本就没有扩大再生产；再次，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农村人口获得了自由流动权以及择业权，比如说过去农民出门都要大队写介绍信，对农民管制很死，农村公社制度废除后，农民获得解放，开始真正转化为市场上的劳动力资本。这种背景下，计划体制外的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开始雨后春笋般出现。

另外，当时城镇积压了2000多万返城的知青和待业青年，其实城市里的那些计划经济企业就业容量是非常有限的，北京有20%多的青年劳动力失业，上海的失业问题从1950年代末开始就很严重，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人往外轰，支边、下乡，或者干脆下放，彻底不让回城，但是这些引起很大社会矛盾。

当时党内领导人胡耀邦和老资格经济学家薛暮桥都看到单纯发展计划经济都不能解决就业问题，提出 “三扇门就业”的主张，用胡耀邦的话来说：不要一说就业，就讲全民所有制，我们的宝钢，九年建成后，全部工人只要三万人，就业不可能全靠国营工厂，还挤在那里领工资去，吃大锅饭，是新的祸国殃民，还要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来解决失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央给个体经济放开一道缝隙，这也是1953年“三大改造”后第一次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到了1980年7月，全国个体户数量突破了40万。

但是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它们的发展命运很大不同。乡镇企业的发展相对顺利，因为它们被认为是集体经济的一部分，当然很多企业实际上是个人经营，但是戴了个“集体经济”的红帽子。到了1987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数就接近1亿，产值达到4000多亿，在农村经济构成中，工商业首次超过农业，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出现了苏南模式，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华西村这些典型代表。

但是私营经济的成长一直很曲折，因为它发展触及了很多利益问题和意识形态上敏感问题。首先是，私营经济发展对当时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制度的冲击；其次，更核心的问题在于私有制的认可问题，特别是规模较大的个体企业是否存在剥削，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允许剥削存在。这些争论都非常激烈，私营经济发展中也受到很多打击和限制。

比如，1982年的经济领域“严打”，把个体工商户都当成投机倒把犯抓了，我认识的很多江浙企业家，在那次“严打”中都坐过牢。最具代表性的是温州的“八大王事件”，改革开放后温州出现了很多手工业主或小工厂主，他们当地人戏称“剪刀大王”、“纽扣大王”，“严打”中把其中八个比较著名的企业主抓了，被称为“八大王事件”，其中还有人被内定为死刑。胡耀邦收到申诉信后，马上批示刀下留人。类似还有安徽的“傻子瓜子事件”，我们看《邓小平文选》里也多次提到“傻子”，说对他不能动。1982年至1983年的“严打”对私营经济特别活跃的地区打击很大，温州、潮汕的经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这些引起中央那些支持改革的领导人的关注。胡耀邦在主持制订83年“一号文件”时，特地指出要“调整过去的统购统销政策，允许农民经营商业、开展长途贩运”，取消“投机倒把”罪。胡耀邦还夸这些进行长途贩运、搞商业的农民是解决农村生活问题的“二郎神”。

对于，雇工是否是剥削的问题，这时候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员叫林子力，在《资本论》的一个注释里发现，马克思曾经推论如果一个工厂雇佣的劳工少于七人，那么就不存在明显的剥削，这成了当时成了一个极有力的理论依据。根据这一发现，中央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规定私营企业雇佣人数不得超过七人。

然而，企业的发展趋势都是越来越大，限制雇佣人数不超过七人的规定显然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所以1983年的“一号文件”，表示雇佣超过7人，有关部门既不要宣传鼓励，也不能对这些工厂进行取缔，其实等于开了一道口子。1984年的“一号文件”更是强调了产权保护，明确指出如果企业超过7人且税后利润用于集体或分红，这样的企业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应该被允许发展。

这些政策和理论突破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增长。到1985年，私营企业数量达到了1150万户，就业人口超过2000万。我们看，中国不同省份在过去40年里的经济成就，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那些民营经济发展好的省份，其经济进步也更快，民营经济发展差的省份，这些年经济总体变化也就小。例如，东北三省曾经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但由于民营经济发展不佳，现在其收入水平仅次于甘肃、青海等西北省份，而这四十年人均GDP排名增速最快的浙江、福建等，都是民营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

（民营企业吸纳就业人数不断上升，成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创立特区和对外开放

在国内改革同时，对外开放也逐步展开。1978年，中央派出了很多考察团，到国外参观企业，了解最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欧洲考察团。他们回来之后，带来的信息让高层非常震惊，我们才意识到过去闭关锁国，跟世界主流相比落后了太多，政治局听取谷牧的汇报会，本来下午结束，结果一直开到凌晨。这种冲击也是促使中央高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心转变的重要原因。

这时候，很多人提出一个方案：我们是否可以引进西方设备，然后改进我们的生产？当然西方的产业界和资本家也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买他们东西，他们就要赚钱。结果1978年至1979年从国外购买了上百亿美元的设备，几乎把之前积累的外汇耗光了，当时这被称作“大引进”，后来又称为“洋跃进”。

但是实践证明，光引进别人设备，不改变生产组织方式和基本经济土壤，很难起作用，就像清朝“洋务运动”一样。于是，高层中又产生了另一个思路：为什么不划定一些地方，尤其是靠近香港的广东地区，然后让外商、港商来投资，让他们自己运营或者跟我们合资发展加工业和出口加工业，这样投资既稳妥，我们还可以收税。

于是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向中央提出设立出口工业区。他的想法到了小平的明确支持，邓小平还提议就叫“特区”好，我们过去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就叫“特区”，有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支持，1979年中央下发50号文件，同意在广东、福建设立特区。不过特区的设立涉及很多行政区划和制度的问题，还需要国家法律层面的批准。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后来我们庆祝特区多少周年，都是参照这个日期，把这一天当做特区的生日。

同私营经济一样，特区发展也面临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种种阻碍。一是广东、福建两省脱离计划体制先行先试，被“计划派”认为是脱轨，打坏了全国一盘棋，严重扰乱经济秩序。又加上，因为当时国家进行严格外贸管制，而广东一些基层政府，利用特殊政策进行进出口，扰乱了中央的进出口指标，甚至一些人为了巨额利润组织走私，这引起中央很多人不满。

二是允许外国人在特区开设工厂，实行与中国内地不一样的制度，这是否意味着丧失了主权，或是新时代的租界问题，会不会引起社会主义江山的变色？这样引起很多人的担忧。

因此，到了1981年底、1982年初，高层出现了一种要求特区“刹车”的思潮。在这种压力下，中央书记处为此专门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来总结特区开办以来的各种问题。针对广东和福建在实施过程中的不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上很多措辞都很激烈，会后中央的处理文件，做了很严厉的定性，比如说“许多领域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经济领域中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已经比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是我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展现了极大的政治智慧，推动特区继续发展。首先是邓小平，他提议成立一个中纪委调查团，去实地了解特区存在的问题，而调查团负责人是比较宽厚的女革命家章蕴，章蕴在调查报告中尽量为深圳说好话，有了这个调查报告，邓小平等于给反对者们找到了一个台阶下。

1983年春节，胡耀邦来到深圳视察，看到深圳天翻地覆的变化，明确表态支持特区发展，并为深圳题词：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胡耀邦同时让王震劝说邓小平来深圳看看，于是有了1984年春节前的邓小平第一次深圳之行。

我曾经见过一位当时陪同小平视察的深圳老领导。他说邓小平整个视察期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观察和听取汇报，没有明确表态，深圳特区领导们感到非常紧张。邓小平随后访问了珠海，还给珠海题了词，这更让深圳的领导紧张，他们疑惑为什么小平会给珠海题词，而对深圳没有表态，是不是有什么工作没有做好？

这时候邓小平已经到广州过春节，所以深圳市委马上派接待办主任，这个人曾经做过陶铸的警卫，对中央高层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广州打听消息。他找到杨尚昆问小平是否能够给深圳也题一个词？没想到邓小平得知后，马上爽快拿起毛笔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个题词虽然是在2月1日写的，但落款日期是1月26日，那是邓小平在深圳的最后一天。这表明在深圳的时候，邓小平就对特区建设非常满意，只是没有轻易表态而已。

邓小平经过1984年的广东之行，坚定了我们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方向，只有开放才有出路。春节回京后，他马上跟胡耀邦等人谈话，提出要扩大开放。于是，1984年4月，中央提出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为沿海港口城市。后来在1985年1月，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逐渐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 立体多层次对外开放的局面。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早期改革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最艰难、争论最多的部分。关于改革的目标，过去有一句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我们要摸哪里的石头，到河岸的哪个方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一种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坚持原来的计划体制，不过要适当加一些市场调节，后来被称为“鸟笼经济”；另一种是学习东欧，比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还有一种是西方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有几个里程碑事件。第一个是1978年的国务院经济务虚会，这个会议上，无论是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还是经济学家孙冶方这些人，都意识到我们经济体制必须改，再维持原状不行了。为了准备经济改革。第二个事，1980年初成立了专门负责经济改革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薛暮桥负责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所有制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在经济运行机制上要“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但由于1978年、1979年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经济上乱投资增加。另一方面，很多人担心改革会冲击计划体制，所以1981年开始提“缓改革、重调制”，对改革进行“刹车”。在这个基调下，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定义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也就是仍然坚持计划为主的方针。

情况在1984年有了变化，1982年、1983年经济发展情况都很好，尤其是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出现了巨大成功，使得本来对经济改革持观察态度的邓小平等下决心要在当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实现一个突破。但是这个决定的初稿起草团队，主要成员还都是起草十二大报告的那些人，也就是支持计划经济的人，所以初稿还是坚持要以计划为主。

对于初稿内容，胡耀邦看了极不满意，这时候已经是7月份了，距离开会才有3个月时间，胡耀邦依然改组了起草小组，把林涧青、郑必坚、高尚全这些坚持市场经济的人，加入到起草组。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给国务院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认为社会应该发展商品经济，国务院主要领导又把这封信转给邓小平，邓小平同意这个观点，并且转批给反对商品经济的书记处几个成员，他们见风使舵，放弃了自己以前的意见。二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一大批全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比如于光远、童大林、董辅礽这些人，召开了著名的“西苑饭店会议”，提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这对扭转局势也起了重要作用。

最后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目标，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政⼿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当然，当时还不敢完全否定计划经济，所以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概念，以此来照顾坚持计划的人的情绪。但实质上，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只是当时因为市场经济被普遍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所以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邓小平对这个决议非常满意，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创新和理论突破。

到了十三大，对经济体制改革又深化了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加快建设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缩⼩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终于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搞市场经济。

不过面对苏东国家的一连串改旗易帜，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改革开放，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产生资本主义，埋葬社会主义制度。因此，1989 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步整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回归到“十二大”后提出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上来。之后发生了对私营经济全面整顿，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从1988年的13.5万户，锐减到1990年6⽉的8.6万户。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增速因此降到4.2%和3.9%，是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上，增长率最低的两年。

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再次启动改革。他清醒认识到，东欧一些国家出现改旗易帜，根本原因还是经济没有搞好，而不是西方和平演变，我们国家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老百姓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早晚也要出政治问题。1990年底，他又提出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1991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发表了第一次“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还要讲，还要讲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两者都是手段，闭关自守不行，发展经济，不开放很难搞起来。这是明确打破姓社姓资论，来推动改革。不过，虽然上海《解放日报》发布了“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支持这次南方谈话，总体来讲由于当时“左”的势力太大，这次南方谈话并没有重新铺开改革形势。

（1991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在上海，右一为朱镕基）

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个事件深深影响了邓小平，使他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不进行改革，将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因此，在苏联解体仅仅20多天后，也就是1992年1月18日，他开始到广东南巡，他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不要再纠缠姓社姓资，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条，中国任务主要是防“左”。

这次邓小平的广东南巡彻底改变了改革被动局面，这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上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将怎么建立市场经济具体化，提出建立以间接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现代国企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财政制度等等，基本奠定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

中国的早期改革开放做对了什么？

回看早期的改革，我们常常问中国在改革中做对了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全世界许多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进行改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面临着转型的任务最重，而基础最薄弱，反而成绩最显著。纵向与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民国十年建设相比，这次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为何这次改革取得了成功？

首先，培养社会信心至关重要。在经济学上，信心和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人民有信心，才敢消费，企业家有信心才敢投资，这样才能有增长，否则只能导致紧缩萎靡，所以罗斯福等这些改革家搞新政，首先一个目标就是恢复信心。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的信心来自哪里呢？源于不断的制度进步以及与国际逐步接轨的开放策略，这样才能给大家一个稳定预期和安全感，也才能给全球工商者投资中国的信心。

第二，重视专业人士治国极为重要。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治国智慧就是有所不为，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有自己的局限性。因此，他善于放手，让年轻的、有专业背景的人才去做决策。我们看经济改革主要决策都是胡耀邦、万里、谷牧等一线领导带着这些专业人士制订出来的，邓小平顶多制定前发表一些原则性意见，对具体事务不干涉。

所以，80年代又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国家体改委、中央农村政研室、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些机构都有很大自由度，并且提出了很多重要改革方案，为以后改革培养出来很多人才，他们要么成为部级以上专业干部，要么成为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公共治理专家，这都是拜邓小平营造的宽容氛围所赐。

第三，鼓励地方和机构的先行先试，赋予了他们很多自主权。邓小平这些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标准，他们更尊重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道路。因此，这时中央赋予地方很多灵活性，出现了很多改革省委书记，比如广东的任仲夷，四川的杨汝岱，福建的项南等等；也出现了很多改革市长（市委书记），比如深圳的李灏，武汉的吴官正，沈阳的李长春，广州的黎子流；还出了很多教育改革家，比如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深圳大学的罗征启，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北京大学的丁石孙，形成了一种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活跃氛围。所以，很多人说邓小平其实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一个总批准师和总许可师，他对很多问题也不知道答案在哪，鼓励大家自己探索，哪里做得好，就批准在全国推广，这话也很有道理。

所以中国的早期改革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自上而下模式，而是一种上下互动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作为改革的象征和精神领袖，凝聚了全社会的改革力量，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被充分尊重，这才是改革的活力所在。

第四，以加入全球化为核心的外交战略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开放”虽然在后面，但是有决定性意义，没有开放，不会有改革的成功。对外开放，不仅吸收了海外资本，还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我们看中国工业化中的几乎全部技术进步，都自外商企业的“溢出作用”，中国优势产业，以及供应链地位高的几个行业，无一例外是全球化参与程度最高的产业，中国最发达地区无疑是全球化参与度最高的地区。

最后，走自己的路，不照搬任何国家模式。我们看近半个世纪以来，凡是照搬其他国家模式，轻信其他国家的许诺或制度宣传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就像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说，我们甘心做西方的好学生，100%地去学习他们，没有想到老师却给了一个我们2分或3分的成绩。只有立足本国国情，进行渐进式改革，才是现代化的最稳妥路径。

总的来说，虽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5年历程中，早期改革仅占了大约十四五年的时间，大约是总时长的三分之一，但它奠定了后续意识形态、技术和制度框架的基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改革时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深刻的变革，使得中国从最贫困的农业国之一，一跃成为全球最大工业国，不分产业获得领先地位，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改革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探索中少数成功的例子。

同时，我们也要客观认识早期改革岁月，避免过度美化和想象。它本身也有很多不足，遗留了很多问题，加重了后人处理的代价，甚至影响力大众对改革的观感和评价。

Q&A

Q1：邓小平在1978年和1979年访问日本和美国，并且在随后的4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与这两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是否意味着邓小平在那个时期的行动，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大约40年的友好发展环境？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先后访问了三个地方：日本、东南亚和美国，跟这三个地方形成事实的经济同盟，其实邓小平这些外交行动可以看成是在为中国谋划奠定一个大的国际格局。

这其中忽略了东南亚的角色，其实我们早期改革开放最关键的资本和技术来自于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侨商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访问东南亚，一方面是学习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工业化经验，另一方面就是到东南亚宣示停止“输出革命”，改善跟这些国家关系，吸引他们的华侨来投资。

一个国家发展前途，其实有时候不是单靠自己决定的，更重要是你能否加入一个对你有利的国际秩序。我们看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化屡次失败，就是我们没有能加入一个可靠的国际或区域国际秩序，人家排斥我们，我们也对人家过于警惕。我们这次改革开放成功，一个基础性原因就是邓小平这代领导人，以十足诚意去向人家学习，跟人家友好，努力改变自己加入国际秩序。同时，这个时候国际关系民主化，人家也不那么排斥我们了，而国际秩序领导者无疑是美国，在东亚日本也有很大份量，所以跟他们搞好关系，很多事情就纲举目张、迎刃而解了，这一点上，邓小平非常有战略智慧。

Q2：在考虑改革开放这一历史事件时，应该如何平衡唯物史观和英雄史观？邓小平个人的作用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价？

在讨论改革开放这一历史事件时，邓小平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且不可替代的角色。邓小平是当时健在的领导人中资格最老的，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拥有崇高声誉，是众望所归的领导者，改革是一个艰难复杂过程，充满政治风险，搞不好就会发生混乱动荡，由邓小平这样有足够权威的人掌舵和领导改革最合适。我们也可以从苏联的教训中看出，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年轻干部，根本没有能力对付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所以，在当时中央高层中，邓小平虽然不完美，也有缺陷，但他无疑是最理想的领导者。不过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改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个时代，中国还有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社会精英，像胡耀邦、万里、谷牧、田纪云、任仲夷他们同样对改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80年代改革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这正是80年代的伟大和可爱之处。

Q3：当前国内是否还需要坚持邓小平时代倡导的‘韬光养晦’政策？或者说，在当前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我们是否有其他的战略思考或大战略的考虑？

首先，我要指出邓小平没有说过“韬光养晦”，这个词实际上是后人对邓小平思想的总结。邓小平的原话是“决不当头、稳住阵脚、冷静观察、有所作为”，这是1990年至1992年他对中央领导反复嘱托的事情，也可以看着他的最后政治交代之一，后来中央秘书班子将之归纳为“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在90年代中国比较弱的时候，是对的，比如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说，现在苏联解体了，提议中国当第三世界领袖，这个被中国拒绝了。因此当第三世界领袖，就要承担义务，还要带头跟美国等发达国家斗争，为第三世界争取利益。中国老老实实选择做发达国家小学生，努力发展自己，而不是把过多精力放在国际斗争上。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国力太强了，已经很难继续维持“韬光养晦”的策略，比如，我们GDP已经占全世界近20%，中国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只是50多个，这些年我们产业在价值链层面上上升也越来越快，高科技产业中国企业影响力仅次于美国，这不是自吹，而是客观现实。这种情况下你即便是想韬光养晦，也遮不住实力了，人家必然警惕你、嫉恨你、削弱扼杀你。

此外，一个优秀的民族，理应有所作为，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落脚点还是在以后发达强大了“有所作为”，同时，你强大了国际社会要要求你尽责任，你还想关起门来做自了汉，情况已经不允许了。

但是，有所作为要讲究策略，一个国家强大了之后，能不能维持强大，甚至更上一层楼，比工业化、现代化更考验智慧。很多新崛起大国都因为不能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提出不切合实际的战略目标，最后失败地很惨。因此，我们一定要苦练内功，必须把自己的制度文明、科技文明与生产力一样提升到世界领先水平，才能形成一套被全世界认可的中国方案，发挥中国影响力、领导力。

Q4：现在读《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对于理解现在、看未来，有什么启发的意义？这是不是了解邓小平思想的最好读物？

《邓小平时代》是一个好的历史读物，让你了解中国改革怎么走过来的，在我们改革的使命完成之前，早期改革就不完全是过去式，而是现实的一部分，处理当下改革问题，我们必须了解那个时代的智慧或教训。但是我觉得想了解邓小平，单独一部外国人写的传记是不够的，读读《邓小平文选》也不错，邓小平的言语朴实而富有智慧，且普通人都看得懂，读读他的原著，可以更好理解他的改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