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全球化会有很多风险，但是不参与全球化会有更多风险。

笔者于10月30号参加了新浪财经、联想集团与母校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合办的“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论坛”，龙永图、白重恩、杨元庆等重要嘉宾都发表了精彩演讲。清华经管与联想集团都是诞生于1984年，二者都是改革之初意识形态和体制松动的产物，二者的发展壮大都是源于积极参加了全球化，与国际主流接轨（联想的事迹已经为大家所熟悉，清华经管在朱镕基、赵纯钧、钱颖一等院长的带领下，借鉴西方一流商学院的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成立以海外知名企业家为主的顾问委员会），它们在共同的四十岁生日之际联袂举办这个活动，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前景，非常有纪念意义。

对于企业出海这个话题，结合笔者前段时间参与的一些调研，最近有不少感悟，大致罗列如下：

1.中国企业出海输出内容的层次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出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波始于1990年代（此前有些国企在海外设立代表处，更多是行使某些国家职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行为），主要形式是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批发商、零售商，到发展中国家销售服装、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无论从输出内容、还是输出目的地看，都是参与最底层的全球化。第二波以2004年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为代表，标志着中国进入大举资本出海的阶段，从2004年到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累计达4300多亿美元，收购了沃尔沃、先正达、三洋、摩托罗拉等诸多知名企业，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有效提升了自己的技术研发水平和海外市场网络，开始有力量参与高层次的全球化。第三阶段是2017年至今以中国创造、创意为引领的全球化。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PC、智能手机等领域产生了大量在市场占有率、研发创新等居于世界前列的品牌，他们通过在海外自主构建生产供应链和销售体系，成功实现国际化运营。中国制造不再是低劣廉价的代称，反而在海外年轻消费者心目中，逐渐成为时尚、高价性比的代表。另外，在服务业领域，中国以微信、移动支付、希音、Tiktok及网络游戏为代表的产品，也在海外获得较大市场，这种能在生活方式、文化软实力层面产生影响的出海，更代表中国企业走出去水平的提高。中国企业出海的三个阶段反映了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过程，每个阶段的代表性企业、商帮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2.出海热背后反映了民企在国内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

“出海”这个话题，自从2023年经济社会运行恢复正常以后，异常火爆，几乎周边做企业的、做投资的朋友，人人都在谈出海，就像前几年大家都在谈互联网。笔者认为这个现象背后有喜有忧。喜者，反映了上段所讲的中国企业今非昔比，所以我们才有底气谈出海，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万帆竞发、奔赴五洲，这是中国企业逐渐走向成熟，中国人巨大朝气精气神的体现，历史上只有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有这种恢弘的景象。忧者，现在企业都在谋划出海，相当大程度是因为国内发展遇到了困难，消费市场萎缩，投资到处有壁垒，增长遇到坚固的天花板了，不得不出海找出路。尤其是我们可以发现，以前出海的主力是大型国企和民企，这波以中小民营企业居多，出海是一个高度挑战性的行为，对中小企业来说风险尤其大，如果国内市场仍旧能维持可观增长的话，他们不至于陡然去“卷”出海，这背后反映了他们面临的现实生存压力，不得不开拓国外市场以弥补国内市场的增长不足。所以，我们的政府不仅应该对企业出海做好服务助力作用，更需要对过去做一个反思，在破除民企歧视待遇，增加民营企业安全，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民消费力等方面有实招。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那么会导致持久的资本流失，国内经济形成负循环，今年的社融在下降，而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高速增长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国际上典型的例子是1990年以后的日本，因为国内经济低迷，资本外流速度陡然加大，过去三十年日本企业海外净资产从74万亿日元增加到471万亿日元（3.1万亿美元），几乎等于日本GDP，如果这些资本留在国内，会产生失去的30年吗？

3.提高企业出海能力迫在眉睫

虽然我国对外投资量保持快速增长，但是投资收益率不高，据统计，我国的海外投资总收益率仅在2%左右，很多年份甚至是负收益，而外资在中国收益率在6%左右，二者差距很大。这当然跟过去央企投资项目数额大、亏损多有关，但是总体反映了出海企业业绩平平的多，成功的少。即便是最近的一轮企业出海，虽然层次变高、规模变大，但是同样也是不顺畅。比如，有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因为盲目扩张，导致产品积压严重，一度上了很多西方主流报刊的头版；有的车企没有深入了解当地消费文化，一年在欧洲销量不足3000台；有的因合规问题，海外投资遇到巨大风险。另外，出海中的盲从、跟风、内卷也很严重。比如，周围有出海意愿的产业、金融界朋友，几乎人人都在卷中东、迪拜，不是去迪拜考察，就是要在那里设分支机构。中东当然是个新兴的市场，但是迪拜-沙特经济圈人口不到6000万人，间接影响范围也不过一两亿人，即便是增长再快，也容纳不了这么多中国产品和资本。所以，我们不能把出海难都归结为政治摩擦，企业自身能力也是关键。不过也有一些企业在过去20年做地很好，现在我们已经诞生了联想（3168亿）、华为（2318亿）、吉利（1804亿）、美的（1509亿）、海尔（1367亿）等海外营收都达到千亿级的企业，很多人把他们的成功归结为赶上好时代，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在管理、合规、市场开拓、研发等方面都有过人之处，笔者忘年交秦朔先生最近出了本书，名字就叫《出海》，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读一读。

4. 出海必然不可能绕开欧美发达世界

现在随着中国与西方经济关系变差，中国企业在西方发达世界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很多人认为中国企业继续向欧美出海，是一种不正确行为，既然他们对我们不友好，我们何必上杆子，只跟对我们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做生意好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笔者前不久参访了某著名新能源车企，其创始人一句坦诚的话，让笔者感触很深，他说：“一个企业只有打开欧美市场，才算真正打开国际市场，当今的全球市场是三分天下，欧盟、美国、中国或东亚各占30%，其他国家加起来不过占10%”。对于企业出海，笔者认为有深海和浅海之分，西方发达世界是深海，第三世界是浅海。发展中国家对企业初期国际化很有用，但是只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停留在低水平国际化，不可能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不能有价值链、供应链地位的根本提升。对于大企业而言，终归只有进入欧美市场，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全球一流企业。仍以联想为例，它之所以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PC品牌，并不单纯靠中国或发展中国家市场，它在全球五大市场（中国、亚太、欧洲中东、北美、拉美）中，除了北美位列第三，其他均列第一。所以，中国企业出海，不可能绕开蓝海，到发达世界投资经营不是政治不正确，反而是真正有助于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至于如何才能在蓝海区域站住脚，考验企业管理者的眼光、认识高度、管理能力，也考验国家的外交能力。

5.企业的民族性和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企业要想在全球化中站住脚，必须在企业文化、管理架构、输出的产品和服务上，尊重全球主流价值，也只有在尊重全球主流价值情况下，再输出中国的文明元素，才有可能被外国消费者所接受。这次研讨会上，笔者听到的最感动的是观点是，杨元庆先生说，中国企业出海，不是为了征服某个市场，而要想着为当地创造价值，共享发展红利，他尤其是提到了“企业公民”的概念；以及龙永图先生说，我们企业走出去，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尊重多元的文化，进行文化整合和文化交融，尊重别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笔者为中国的企业家、官员有这样高度的认识感到自豪。所以，中国企业出海，必须在治理模式和运营上达到一个全球性企业的高度，这个高度某种程度决定了你商业的广度，在全球市场上的接纳程度。现在对于出海，网络上有更强调民族品牌的“华为模式”和全球性优先的“联想模式”之争，两种模式都有其独特价值和贡献，但是笔者认为“华为模式”更适用于华为本身，并不是任何企业都可以借鉴学习（当然华为采取这种模式，也是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理解），而“联想模式”更具普遍性意义，我们看抖音、小米、吉利等在出海过程中，采用的路径都很相似。

6. 国内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环境，方能支持企业更高质量地出海

企业在海外经营本质是是国家影响力的延伸，如果一个国家在海外不受欢迎，那么它的企业也很难收到欢迎。中国企业在21世纪初能够走出去，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得益于成功的外交，现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更大，天然地要求为此创造更友好的气氛。和平年代，评判外交工作成就的最关键标准之一，就是能否为中国投资和贸易的架设桥梁，因为这两者是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最重要途径。另外，现在网络民族主义越来越激烈，很多网络意见领袖充当审判官，用纯粹外行的标准，来评判一个企业在全球的经营行为是否是爱国。甚至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有一份不言而喻的名单，界定了哪些企业是“爱国企业”，哪些是“汉奸企业”。事实证明，这些做法已经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所以，政府一定要严厉制裁网络极端民族主义，防止外行充当企业的政治裁判官。更根本来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在国际上的文化、价值人设，决定了企业和产品在国际上的人设。像日本产品在海外这么受欢迎，跟二战后日本成功的文化形象塑造有关，而某些国家因为国际形象不好，其公司海外经营，也就很难获得大家认可。所以，我国社会如果变得更包容性、亲和力、有朝气活力，让我们的文化在国际社会的接纳度变得更高，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会产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笔者想谈一谈全球化的前景问题。

最近经常有人问：全球化是不是一个短暂插曲？是不是一群人不切合实际的理想？特朗普如果再度当选美国总统，是不是意味着全球化将要走向终结？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会不会断裂，以后分别形成美国、中国及数个地方强国各自主导的生产-贸易-金融体系？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最近六七年，逆全球化、中美脱钩虽然雷声滚滚，但是雨点小。美贸易战开始以来，中美贸易额仍旧在增长，今年突破7000亿美元已经成为定局；美国试图制造业回归，重塑供应链的结果也有限，制造业占GDP从11.3%下降到2022年的10.3%，制造业工人数量仅仅增加了约50万，在美国1.5亿劳动力中是微不足道的；全球贸易总额依然从34.7万亿美元增加到47.2万亿美元。因此，我们要客观分析逆全球化潮流的真正历史影响力。逆全球化的声音，更似过去全球化中失落者中的抗议，并且他们绑架了政治价值，让反全球化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掌握全球主流资源的商界、知识界精英，多数还是在支持全球化的，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比阻力要大，只不过这种动力现在沉潜于喧嚣的表象后面。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本质上符合人类共同得的利益，人类所获得的福祉，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超过过去三十年，这种发展的加速，第一动力就是全球化。如果重塑全球供应链，全球的经济运行成本会极大提高，有人估算仅工业品价格至少增加30%以上。任何反对全球化的人，可以列举出全球化多少害处，但是迄今为止，他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比全球化更不坏、并且可行的替代方案。所以，我们仍旧应该对全球化有信心，参与全球化会有很多风险，但是不参与会有更多的风险，正所谓“不出海、便出局”，对企业如是，对国家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