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于胡耀邦的研究和关注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文革之后。但是胡耀邦在延安时期的经历在他的一生中也非常关键：

第一, 这是他重要的政治上升期，这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关心和培养（用毛泽东的原话讲，胡耀邦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职务越来越重要，成为最年轻的高级干部之一，奠定了他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

第二, 这是他思想的重要成长期。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践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在民主选举、发展私营经济、保护工商业者等方面进行了很好地实践，胡耀邦在陕北根据地亲自见证了这些实践，奠定了他后来治国理政思想的基础。

第三，他在延安与女青年李昭结婚，并生育了两个儿子，拥有了一个温馨家庭，对于他的个人生活而言，也是一个重要时期。

笔者最近前往陕西延安、榆林，山西吕梁地区探访了胡耀邦工作、生活旧址，以此为线索，整理还原胡耀邦在延安时期的经历。这些旧址以时间顺序呈现，而非以探访顺序出现。

（刚刚抵达陕北的胡耀邦，他还稚气未脱，但是手不释卷，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多数是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留下的，大概由于他过于年轻，具有典型的“红小鬼”特征，成为这位摄影家创作“模特”）

1.  瓦窑堡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少共中央旧址

胡耀邦跟随中央红军大部于1935年11月7日抵达瓦窑堡，算是结束了一年零半个月的长征。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86000多人，到达陕北时仅剩下7000人，这其中很多人是沿途扩红进来的，真正从江西一路走下来的可能也就是三四千人，存活率约仅仅5%，打一个不恰当比喻，比欧洲犹太人经历了二战种族清洗后的幸存率还低，可见这一路军事斗争和自然环境的恶劣。胡耀邦作为人小体弱的红小鬼，能够生存下来是个奇迹，到达延安后，他的体重下降到不足70斤。

（瓦窑堡红军大学旧址，也是抗大一大队办学旧址）

瓦窑堡属于“半解放区”，既有国民党县长、也有共产党县长，既有国民党的保安团，也有共产党的抗大队伍。国民党县长田杰生是一个有名的摩擦专家，扣押共产党县长薛兰斌，胡耀邦带着一个警卫单刀赴会，直闯县衙，把手枪砸在桌在上，告诉田杰生，如果你想动武，我们早有准备，谁要想破坏统一战线，我们就要严惩！田杰生对共产党到底有多少武装也没有底细，看到胡耀邦的气势，心生胆怯，于是释放了薛兰斌，开过上将李志民在《革命熔炉》里对这个故事有记载。

对于国统区过来的知识分子，很多红军将领都是不信任或者不懈的态度，不过胡耀邦对他们非常尊重和信任。牛克伦和周子健（周林刚的父亲）都是毕业于北平大学，担任抗大第一大队教员，胡耀邦对他们极为照顾，还安排周子健跟自己同住一个窑洞。

胡耀邦在抗大工作期间，还作为公诉人，处理了“黄克功案件”，抗大六大队队长黄克功恃功傲慢，枪杀十五大队学员刘茜，引起巨大轰动。胡耀邦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审判会上，陈辞力主判黄克功死刑，这件事引起很多红军老战士的不解，事后他在《思想战线》撰文说：“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能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

（王家坪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旧址，下图为胡耀邦使用过的办公桌）

总政组织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审查干部履历，查看革命中有没有变节行为。延安时期接连发生的自我坦白、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制造了太多的冤假错案，后来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显学。胡耀邦既是中央军委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组长为叶剑英），又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组长为彭真，其他成员有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是这些运动的亲历者，但是他对干部审查一律抱着实事求是态度，坚决不制造冤假错案。

这期间比较值得说道的有几件事。第一件是，在胡耀邦的倡议推动下，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废除了“锄奸部”和“线人制度”。当时陕甘宁边区仅有150余万人，但锄奸部却有9000多个工作点，10多万名锄奸团员。胡耀邦认为，线人制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同志之间的信任，“反特”应该依靠群众路线和加强党员纪律性，而不是依赖线人。胡耀邦先后向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做了汇报。中央于1940年3月将锄奸部改为保卫部，第二年又撤销了基层工作网，边区政治生活氛围因此大大改善。毛泽东赞赏胡耀邦说 ：“你们年轻人的思想，就像早晨的朝阳，光与热是能打破保守的雾气混沌的!”

第二件是，在抢救运动中，胡耀邦及早罚发觉到逼供信的现象（连他新婚妻子李昭也曾经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后来毛泽东做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决定。在他的坚持下，总政机关没有定性一位“特务分子”，康生对此非常不满，派李克农去施压，但是胡耀邦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们可以从崔坚将军、李聚奎将军的回忆中，也看到他实事求是地作风。崔坚在抗日前线几次被日伪军捉住，但是因为成功隐瞒身份，而得到逃脱，于是被怀疑为变节、卧底分子。他在审干中受到车轮战式的疲劳审讯，受尽虐待，只有胡耀邦对他态度温和，耐心听取他的陈述，不做有罪推定。李聚奎在鲁西北曾经夜间便服外出，于是被人写信举报，称有与日伪串通嫌疑，胡耀邦耐心听了他的陈述，认为他完全可靠，应该保留七大代表资格。

（杨家岭大礼堂，门口镌刻着七大代表名单，里面有胡耀邦的名字）

王家坪总政办公室前有一片桃园，军委工作人员闲暇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运动，毛泽东接受陕甘宁边区人民“人民救星”的锦旗也是在此。陶铸、王鹤寿、胡耀邦经常在桃园一起聚会，三人意气相投，人称之“桃园三结义”。1945年8月，陶铸南下、王鹤寿去东北，三人分别时，在月下桃园共同发誓：不做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良心的事情。1969年，陶铸因为拒绝与“文革”小组合作，被迫害而死，并且死得很惨，他的女儿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曾经让亿万国民感动泣下落泪。1987年，发生在胡耀邦与王鹤寿之间的故事广为人知，不过不为人知的是王鹤寿此后的忏悔，胡耀邦去世前，王鹤寿来探望他，遭到医生拒绝，王鹤寿独坐良久才不舍得离开，胡耀邦去世后，王鹤寿闭门谢客、以书为伴，他常去看望耀邦遗孀李昭，但是沉默不语。不过后来三人的悲剧性故事，让人唏嘘。

（上图，王家坪前的桃园；中图，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与陶铸之女陶斯亮幼年照；下图，1950年代胡耀邦、陶铸、曾志、王鹤寿、浦安修在广州）

胡耀邦总政的六年工作，得到了朱德、叶剑英、王稼祥等领导人的高度认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工作，在今天看来是很难以想象的，不过胡耀邦显示了惊人的工作能力，而且干的很好”。胡耀邦在王家坪期间，与叶剑英结成的信任关系，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后，迅速被重用，并且可以率先打响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第一枪的重要原因。

（延安时代的王稼祥与朱仲丽，胡耀邦与王稼祥常年比邻而居，朱仲丽父亲朱剑凡是湖南名校周南中学创始人）

5. 兴县蔡家崖胡家沟村东进路居地

1945年抗战胜利后，林彪率部接受东北，林彪与胡耀邦两家住所相距不远，他问胡耀邦愿不愿意跟着一起走，胡耀邦已经在后方八年多，非常希望到前线大展身手，二人一拍即合。不过这时候毛泽东正在重庆谈判，他需要等毛泽东的许可批准，才能出发，胡耀邦动身已经是10月14日了，他还率领一个可600人规模的东进干部工作团，这算是延安去东北的最后一拨人。

胡耀邦和夫人李昭出发前，把新出生的儿子寄养给了延安南区合作社供销社主任刘世昌。李昭和林彪夫人叶群是中国女子大学的同学，这时候叶群也刚刚生下林立果，叶群劝说把孩子一起带上，以后奶水不够可以吃她的，但是胡耀邦夫妇把心思完全放在革命上，就找了一个靠谱的干部寄养了。临行前，胡耀邦对刘世昌说，我只有三个要求：一是教他讲卫生，二是让他读书，三是允许他自由恋爱，可见胡耀邦的生活态度。刘世昌将这孩子视为己出，1961年又把他还给了胡耀邦，这就是胡耀邦的次子刘湖，胡耀邦坚决不让孩子改姓，以示对养父的感谢。

（胡耀邦从神木、兴县之间的晋陕大峡谷渡过黄河，进入晋绥根据地）

东进工作团在绥远遇到了晋商的驼队，一位女干部好奇地爬上驼峰，要骑一骑，骆驼受惊，将她摔断了腿，胡耀邦只好下令大家轮流抬着她走，这又无形中减缓了行军速度，等工作团抵达承德时，已经是11月底，恰好这时国民党军队在美国舰艇帮助下在葫芦岛登陆，迅速向辽西挺进，这样东进的队伍堵死了。但是胡耀邦依然没有放弃，还是做了一些努力，试图绕道到达东北，最终也没有成功，于是中央下令胡耀邦就地上任冀热辽边区政治部主任（萧克担任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

（华北战场上胡耀邦戎装照，这时候他已经成熟，不再是那个充满孩子气的红小鬼）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东进受阻的确让胡耀邦很遗憾，他留在华野，远远不如东北四野建功立业的机会多。但是长远看，这又保护了胡耀邦，如果他成为林彪麾下的一员大将，那么1971年后必然会被打入另册，就不会有以后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胡耀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