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到了1955年左右，姥姥嫁入刘家。媒人是她的姐夫，在区政府做文员，我的太姥爷因为没有过渡江南下，就留在老家当区长，这位下属大概是为了跟领导拉近关系，于是把小姨子介绍给了区长大人的二公子。

从表面看，姥姥有了一个好归宿，嫁给本地最有势力的家庭，衣食无忧，我姥爷也是一表人才，真是夫复何求！但其实掉进了火坑，这个家庭真正的主人是性格刁钻刻薄的我的太姥姥，我的姥爷在母亲娇生惯养下，又是一个风流成性、只管吃喝玩乐，还特别喜欢打女人的公子哥，可想而知嫁入这个家庭女性的命运了。

我姥姥和姥爷结婚的时候，姥爷大约24岁左右，但是他此时已经有三次婚姻，留下两个孩子了，这三任妻子不是被逼死，就是被逼疯。第一夫人的命运我不太清楚（家人没有提起，大概也是因为她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位便是我大姨的母亲，她是名医石贞峨（音）的女儿，是一个有文化的大家闺秀，不堪暴力，遂喝盐卤自杀，留下我的一岁左右的大姨。我的大姨也是一个苦命人，出嫁那天下着大暴雨，运嫁妆的车子陷在泥泞里，生完第一个孩子不到一个月便去世了，据说是被婆家人蓄意陷害的，姥爷心疼地一连几个月吃不下饭，不过别人偷偷说，这是对他的报应。

第三个夫人是我大舅（庶出）的母亲，她嫁进门后，只要跟其他男人说几句话，就被认为是心怀不轨，有一天她的表哥来做客，更让太姥姥和姥爷醋意大发，等客人走后，就吊起来在树上抽打，于是她趁下暴雨、夜黑风高逃回娘家了，她不知已经有身孕，生下我的大舅后，没多久就受刺激发疯死了。

我的姥姥的婚姻就是进入这么一个坑，无底深渊的大坑，只不过她异常能够忍受，没有自杀、没法发疯、没有出走，在吃遍了人间所有苦之后，以最受折磨的方式，在59岁的时候去世。

我姥姥嫁进门的时候，我姥爷还是粮食局的一名干部，没想到他在1957年或1958年因为仗义执言，被打成了“右倾”，并且忍受不了各种批判，公子们向来不会为了那口铁饭碗去忍受人格屈辱，因此不久便自动离职了，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没有了。而我的太姥爷虽然享有16级干部的工资水平，在农村是一大笔收入，但是这钱完全攥在太姥姥手中，她只允许自己挥霍，以及疼爱自己的宝贝儿子，至于儿子家的其他人并没有机会沾光。

所以，我姥姥虽说嫁入干部家庭，但是基本没有享受过干部家庭待遇，反而要肩负起养活一大家子的人的重任。到小姨出生，小家庭就已经有8个人，姥爷整日游手好闲，其他子女年龄尚小，可是只有姥姥和大舅参加劳动。姥姥4点钟就要推磨烙煎饼，8点做完一家人的饭，就要去生产队劳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想而知。

姥姥不但要随时忍受这位公子哥的暴力，还要不断为他的任性擦屁股。姥爷不工作，但是要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他的各地亲属很多，每年一到冬季就要去外地探亲、旅游，这羊毛自然就要薅在姥姥的身上。他总是异想天开，想发一笔财，来满足自己的“高品质生活要求”，文革中曾经到西安贩卖大烟，文革结束后又到重庆贩卖摩托车配件，到江苏贩卖香槟酒，到商丘贩卖弹棉机，每次都是赔的血本无存，这些生意本金自然都出自姥姥，姥姥虽然非常能干，又有些生意头脑，但是经不住一个人天天这样败家。

姥爷人性中最让人鄙视的地方，在于宗族之间闯下大祸，又让姥姥替他承担暴力侮辱。我那性格古怪的太姥姥和高傲的姥爷，大概总看不起宗族里的穷兄弟子侄，遂成为众矢之的，于是等我太姥爷离休以后，他们开始找机会报复。我姥爷平时是看不惯文革的，在家多有不满语言，于是被族兄揭发，幸而提前得到预警——公安局长是太姥爷的老部下，一口气跑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的一个林场里躲了起来，这里的场长也是太姥爷当年的革命战友。

失去了家里壮劳力的庇护，其他家庭成员就遭了殃，几番遭到欺凌。一次我的太姥爷被侄子们膀胱打裂，11岁的二舅把他送进医院；另一次，我的姥姥在隆冬时节，受尽皮肉之苦后，又被扔进池塘，年幼的两位女儿——我妈妈和二姨把她从水里捞出来，还要给她烤干棉裤，至今妈妈想起这经历仍要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掉。

改革开放之后，姥爷又从黑龙江“衣锦还乡”，这时候他的前妻的大儿子已经结婚，并生下一双儿女。本来这是被他抛弃的儿子，但是因为有了传后人，顿时又香起来，于是在处理与这个大儿子的关系上，姥姥又动辄得咎，姥爷总怀疑她对这位前妻生的儿子不够好，稍有不顺眼就拳打脚踢。

仅我记得的就有三次：一次是打的姥姥眼球出血——姥爷打人素来都是扇耳门、扇眼镜；一次是除夕，打地姥姥痛哭了一天，老姊妹们来安慰也不能停止；一次是春节过后，吃着晚饭，一言不合就来打，我87岁的太姥爷中间劝架，也被推搡倒在沙发上。越是到春节的时候，姥姥越是遭受皮肉之苦的高峰期。

我出生后，表弟出生后，姥姥有了第三代，她似乎有了盼头，她对我们异常疼爱。我的衣服都是姥姥买了最好的布做的，姥姥每次去百货商店，总能买到一匹布的封头，姥姥回到家就会高兴地说：我外孙以后要当“头儿”。

姥姥虽然受尽婆婆和丈夫的欺凌，但是从不把怨气转给我们孩子，在受到责骂殴打后，擦掉眼泪，就给我们做好吃的，带着我们饭后逛小卖铺。每次到姥姥家，她总会拿出她放了已久的美味。她总是问，等你长大了怎么孝敬姥姥？我就排比句式地说：给你买桃酥、麦乳精、奶粉、火腿肠、芒果、香蕉……这的确是我童年世界见到的最好的东西了，姥姥听完就会异常高兴，这是我记忆中她最高兴的时刻。

自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姥姥家的大庭院里已经满园花木了，一棵丁香、一棵白果树、两棵枳子树、一棵桂花，还有几棵牡丹。一年四时都有芬芳味，这也是我喜欢来姥姥家的原因之一。这两棵枳子树是姥姥从宿迁带回的，晏子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我老家正好在淮河以北，是橘树生长的最北界，恰好为枳。枳子虽然每年秋季也有果实，样子也不小，但是苦的，我们只好拿着当玩具，而不敢吃。这枳子的味道，就像姥姥的命运一样。

1993年初的一天，妈妈从姥姥家回来，愁眉不展，不时地掉眼泪，过了一会，妈妈把我叫到一边，小声告诉我：你姥姥得了乳腺癌了，还是晚期。虽然幼小，不过已经见识过不少人因为癌症去世，基本明白这对于姥姥意味着什么了。

从此姥姥从生活中消失了一大段时间，听说她住进了临沂市肿瘤医院，听说她做了化疗，头发都掉光了，听说她效果还不错，听说她的一位病友是基督教牧师，还向她传福音，她也开始去教堂听讲道。到了盛夏8月的一天，姥姥从出院回家了，此时她的精神状态不错，姥爷也颇有回心转意的样子，对她照顾无微不至。家人也给予她从来没有的关心，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受到阳光眷顾最多的时刻。

我这时虽然幼小，也颇知体贴姥姥，不让她干重活，家里有好吃的，就拿给她。还两次邀请她到我家来住几天，总觉得姥姥在的时候，才是家里最温暖的时候，平时父母在家一脸严厉，我在家都觉得害怕。夜里我睡了，姥姥走到我的卧室，偷偷塞给我5块钱，说明天早上你上学的时候买香油果子吃——老一辈的人给油条叫香油果子，我于是可以在同学面前可以偷偷地阔绰几天。

1994年春节前夕，姥姥的最后一个子女完婚（除了我那位“傻子”大舅之外），姥姥颇为高兴，用她的话说：终于完成任务了。这一年她虚岁60，如果她没有这个疾病，算是苦尽甘来，可以颐养天年了。年后去医院复查，也没有什么反弹。没有想到命运的恶神，又一次向她袭来。

1994年5月21日，也就是小满这一天，我大舅因为受到家人的虐待，自杀了，时年37岁。

前面说了，我大舅本来有机会做家里二等人的，全因他貌似看起来有些智力不正常，被掌握生杀大权的三位婆罗门打入另册，成为第三等级，天天干不完的苦力，更受到非人虐待。以我幼时的记忆，可见一斑：我姥爷动不动就拿鞭子抽他，有一次还把他打的肩膀脱臼；我大舅没有资格住正房，只能住柴草屋，并且冬天也没有棉褥，只有凉席为伴。这个富裕的家庭不缺棉褥，第一等级、第二等级都有电热毯、鸭绒被之类当时的奢侈品，他过的这么寒酸，完全可以看出是其他家庭成员多么不重视他。

姥姥最牵挂的一定是这个，与她一样人生受尽苦难的大儿子，在她罹患绝症后，她一定多少次想到，如果她哪一天不治，她的大儿子以后该怎么生活。我的大舅也一定无数次暗想，如果他的母亲——世界上唯一疼爱他的人走了后，他是否在这个家里还有活路。于是，他在那次受辱后，喝了两瓶敌敌畏走了，还有最后一丝力气的时候，向着南面大吼了两声“娘”！我姥姥当时正在百米外的桃园里看园。

大舅因为喝得农药太多了——当然他喝药的时候，就一定没有打算留下生的余地——到了医院，医生用尽一切办法，也无力回天，凌晨被运回家。我在黎明时刻被爸爸叫醒，爸爸说你大舅不在了，火急火燎把我带到姥姥家，有人给我塞过来一个孝帽，大舅的尸体被放在枳子树下——他因为是少亡人，先于父母和爷爷而去，在儒家伦理上是大不孝，没有资格进屋子，在死后还要在尊严上受一次侮辱。

当时悲凉的气氛不用说，姥姥几次昏厥，最伤心的当然是她，到了大舅下葬的时候，姥姥跟发疯似得，她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大舅走后，姥姥经常在枳子树下坐着，她到屋子里就感觉到大儿子阴魂在相随，于是到院子里寻找安静。家人回到家，动不动就看到姥姥在树下以泪洗面，有时候，邻居也会听到她忍不住放声痛哭。

就这样，姥姥的癌症到了6、7月份的时候就复发了，并且很快肺转移。等到我们放了暑假，再去看姥姥的时候，她动过手术的地方已经溃烂，一天需要换纱布好几次。子女亲人们知道她将不久于人世，纷纷给买来各地的山珍美馐，但是这对她有什么意义呢？她都拿出来，说给孩子们吃吧。

这时候姥姥还表现出强大求生欲，邻里的老太太们都说信耶稣可以得救，她于是虔诚地念起圣经来，她并不认识几个字，于是让我教她，跟随着认真地背诵。她已经行动很困难的时候，还坚持去做礼拜，老姊妹也对这个苦命人非常心疼，动不动就有人看了掉眼泪，姥姥也在那气喘吁吁地感叹：刚刚爬上岸，又掉进来了。

8月30日是大舅的百日纪念，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姥姥，已经看不得家里的满眼白孝，受了这刺激之后，她彻底倒下了。7天之后，也就是农历八月初一，她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周年59，告别了这个受难的一生。在她尚有一丝体力的时候，坚持要爬起来给儿子们磕一个头，她乞求儿子们善待自己的妻子，好好地过日子，不要像姥爷一样做一个始乱终弃、不在乎家人的人。

在姥姥过世三个月后，太姥爷也去世了，88岁的他，春天送走了孙子，秋天送走了儿媳妇，平时门庭若市的家院，一下子冷冷清清，只剩下他和姥爷，他一辈子都算过的幸运、风光，人生最后时刻遭遇这种场景，内心凄凉可想而知，在入冬时节也撒手人寰了。就这样姥姥家，一年走了三个人，我不断地向老师请假：姥姥家死人了，要去送葬。

这个封建家庭也从此崩塌了，儿女因为没有了母亲，不再愿意再回家，姥爷也因为接连遭受妻儿父亲死去的打击，不愿意继续住在这个伤心之地，日后20多年，不断随儿女迁居四方。在这个封建家庭中，姥姥、大舅是最卑微、最受压榨的成员，平时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也不曾想到，恰是他们支撑起了这个家庭，他们走了这个家庭就散了。向使姥爷或者其他人走了，大家一定可围绕着姥姥共享天润天伦之乐。

2014年，姥爷翻修老家的房子，砍掉了枳子树、白果树、丁香树，盖起来三层小楼，我对姥姥最原始的念物，从此都消失了，只能通过照片来回忆点滴。新家落成，母亲、小姨没有多少高兴的情绪，更多是感叹母亲走地太早了，她要是能够享到今天的福该多好！一年后，姥爷因肺癌、脑梗，基本没有受什么痛苦去世，结束了自己享乐的一生。

临近末了，话题回到介绍我姥姥嫁入刘家的姐夫。每当受到姥姥受到打骂，我的姥姥都会咒骂她的姐夫，她的姐夫果然也没有好运气，大约1950年代末，老实巴交的他，被莫名其妙牵涉到一个命案，深夜被警察叫走，一走就是二十多年没有回来。他在煤矿劳改中度过了青春年华，直到1978年后纠正冤假错案才释放。我的姨姥，也就守活寡等了他20多年，回来两人都是已经两鬓苍苍。不过，姨姥、姨姥爷的晚年还是相对幸福很多，他们虽然清贫，但是他们之间有平等，有相互关爱。

姥姥去世后，妈妈、小姨想念母亲的时候，就会去看望她们的大姨，但即便是姥姥去世20多年后，她们见到姨姥还是止不住掉眼泪，最后见面会成为痛哭会。我也会把对姥姥的思念寄托在这位姨姥的身上，她不仅和我姥姥长得很像，也一样很温和、善良，等我参加工作后，尽量多去看望她，最后一次见她，是一个初夏傍晚，她正在家里架蚊帐，因为高血压竟然从床上摔下来，磕得头流血，她在无助中，我恰好赶到，她也笃信基督，不停抱怨上帝让她活得太久了。她在2018年去世，她也是姥姥的父母兄弟姐妹中，唯一寿终正寝的一位。

文章终了要说的是，如果总结我姥姥悲惨一生的根源是什么，她一生的幸福毫无疑问是被男尊女卑、纲常秩序吞噬的，虽然她生活的年代距离鲁迅作《呐喊》已经很久远，但是乡村人们心中的孔家店依旧不倒，尤其是男女权利方面。她命运不济嫁入魔窟，并且在鲁南那个封建伦理参与最浓厚的地方，根本没有能力能够逃脱魔窟——那个年代有几个农村妇女离婚的？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也只能被流言蜚语杀害。她受尽折磨，中年时患上癌症，这显然跟她长期情绪压抑有关。她的儿子——我的大舅，也是死于这套伦理秩序。我相信，我的姥爷本质也是善良、正直的，他一辈子刚正不阿、行侠仗义，并且屡遭打击报复，还初心不改，但是，原生的社会环境又教给他对家庭女性的残忍。

对于后人读到这些故事能够反思一些什么？那就是一定要反思，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压制歧视——这些东西往往是暗含在文化中以“传统国粹”的面貌出现，所以，无论是山东人，还是潮汕人、闽南人，不要那么对传统文化有过度的自恋，它同时也是一个糟粕传递链；一定要杜绝家庭暴力，包括语言暴力、肢体暴力，让天下的女性生活在一个有尊严、有安全感的环境中。

谨以此文纪念姥姥去世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