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也在此特意强调两句：这不仅是中国存在的情况，全球也都面临这个挑战，笔者并不是去抨击某一家或某一类企业，而是讨论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这一公共性话题。

过去在纸媒时代，乃至在PC端互联网时代。我们社会的信息生产权是掌握在职业媒体人以及知识分子手中的，这保证了信息的相对真实性，以及价值的相对温和性、中立性。尽管很多国家会有新闻管制，但是受公权控制的媒体顶多是选择性发布信息，而不会像自媒体博主那样随意捏造信息，毕竟他们还是要维护一国思想生态之平衡和宣传的信誉度。

以我们对刚刚逝去不久的中国纸媒时代和PC互联网时代的记忆来看，那时候的媒体总体保持的是一种向上求真姿态。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优质的电视栏目、报纸、刊物，乃至互联网新闻频道，比如央视的《新闻调查》、《对话》，市场化媒体《财经》、《经济观察报》，腾讯网的《大家》、《今日话题》等等。

那个时候媒体承担的社会角色也比较单一，传媒只承担了社会运转中的一小部分功能，它与生产、商业是相对分离的，尤其是它顶多为商业提供广告服务，而不是商业活动的载体。

所以，那时候的传媒界是一个充满温情、理性、深度思考的地方，是很多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优秀青年的职业梦想所在。

但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颠覆了这一切。

首先来说，信息生产权从职业媒体人、知识分子转到普罗大众。过去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见解观点，是极少数专业人士的事情，但今天我们乡下在农田劳动的老舅，街头卖菜的大妈也都当起来博主来。

这里有个数据，传统传媒时代，全国大致有电视广播机构2500余家、报纸1700余份、期刊10000余份，不过期刊里面大量是学术杂志，各类公共信息类媒体加起来不过五六千家。而现在自媒体主体，光活跃的公众号就2400多万，更不用说抖快B还有好几亿更活跃的视频老铁了。

并且那些来自社会基层的博主内容流量远远高于专业博主。这是互联网受众群体的文化结构决定的，也是由人性决定的——人类自身是有巨大认真缺陷的，人们认知中倾向中喜欢简单化归因、二元对立、极端化，所以天生抵制复杂的分析，喜欢被听起来特解气的、新鲜的信息所俘获，而这些往往是片面信息、假消息。

北京大学的教授给你一五一十地讲俄乌战争、中日关系，哪有听出租车大爷聊时事过瘾？现在就连高级知识分子都被价值之上的谣言小卡片或“爽文”屏蔽了信息，更何况普通受众了！

所以，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让信息生产去中心化、去建制化，不可否认这具有进步性，但是人类很多领域的运转是讲究专业性的，外行取代内行、占据话语中心，最后社会失序，人类会反受其害。

其次，移动互联网的流量规则导致“劣币祛除良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等于一切，媒体几乎成了我们所有一切活动的承载体，生产、消费、社交、金融、物资流通等都高度依赖互联网信息平台，只要你获取了用户群和信息流，就等于掌握了最关键的商业资源。所以，媒体的价值和信息变现的能力，被急剧放大了。

这种商业法则和信息生产模式的改变产生的融合效应就是，一些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了流量的需求，也就是为了商业变现的目的，利用所谓“算法规则”，主动推送那些吸引眼球的，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劣质化、极端化信息。这些信息笔者分为四类：第一是谣言流量，第二是庸俗搞笑流量，第三是贩卖焦虑流量，第四是仇恨流量。

比方说短视频或小短文中，点赞量转发量最大的，显然都是那些“吓尿体”、“震惊体”居多。人们获取的信息越来越由取决于算法的投喂，越来越段子化、谣言化、情绪化，所谓“劣币驱逐良币”。

所以，大家明显感到，自从移动互联网普及到人们日常生活后，我们整个社会信息质量迅速下降，社会价值也越来越撕裂，社会情绪越来越暴戾化、对峙化。在西方的表现是，激进右翼政客绕过过去“建制化媒体”，直接用自媒体进行政治动员，逐渐成为一种颠覆性力量；在国内的表现就是，大量那些过去处于边缘角落的低学历、非专业人员，以输出反理性、反常识的信息成为新崛起的“言论领袖”。

这其中直接危害性最大，最值得警惕的是仇恨流量，虽然仇恨是人类社会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情绪元素，但任由它发酵，会毁坏一个社会的平衡和繁荣。当然，互联网平台上流行的仇恨，包括对某些阶层的仇恨，地域、民族、宗教仇恨，价值观仇恨等等。而仇恨流量的最终结果是诉诸暴力。这种言论流行下去，如果以后经济形势不好的话，只能导致社会发生极大代价的混乱。如果觉得我是危言耸听，20世纪的世界史上有无数个经典素材。

第三，在流量规则下，网络销售端对固有生产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所谓的直播带货以及各种价格战，当然给低收入消费者带来很多实惠，不过笔者最近跟一位电商界朋友交流，他说出一种担忧，笔者也觉得有道理。他说，整个销售端都在为了低价带来的流量去内卷和消耗，有些很大的平台以不可想象地超低价格去向生产商压价，并且这股风卷向了整个电商界：这其实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的：严重压低了生产端的利润，使得很难继续创新升级，并且诱惑他们的经营以廉价为导向，而非以质优为导向。

所以，人类技术的进步既可以让人类自我造福的能力几何倍数增长，也可以让人类自我戕害的能力几何倍数增长，从一战、到二战到冷战期间的各种冲突悲剧就可以看出来，只有人类用文明规则充分驯化技术后，才能说它是完全有益的。现在人类在享受移动互联网的便利之余，也到了考虑如何驯化它了。

当然这种驯化，笔者强调是用法治和理性的方法手段，而非用另一种强制或激进的措施去压制。我们是要约束技术和企业，这对技术和企业长远增长都是好事，而非仇恨、消灭技术和企业，没有技术进步和企业，人类只会更糟糕。

笔者最后要说的是，现在移动互联网平台规模都很大了，资金实力都很雄厚了，几个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都是全球500强或者全球排名前20的独角兽企业。这些企业应该学习借鉴一下谷歌、微软此类国际同行，靠真正解决人类的难题，靠技术创新核心竞争力赚钱，而不是无限延续单纯靠流量赚钱的粗放模式。

如果在这种模式已经显露出巨大社会危险性的时候，依然无动于衷、置身其外，不仅丧失了科技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亵渎了科技本身的价值，他们自身最终也会遭到极端主义思潮的反噬。

以上都是一家之言，请各位读者指正。